黄春兴:我的奥派之路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2020-06-21 09:16:35

导读

本文前半部分为台湾清华大学著名奥地利学派学者黄春兴教授在四川宜宾珙县所做的讲座,原标题为《台湾的政治与经济之演变》,后半部分为成都茶聚时录音整理补全的内容。


我的奥派之路

黄春兴


 

 

聂老师指定我的讲题是介绍台湾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讲题空间非常辽阔,可以随意挥洒。但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必须缩小范围。我先去掉“文化”,因为文化的范围可以没有边界,而政治与经济的活动也不能说不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其次,我把演变限制在我的理解之内,也就是过去的岁月留刻在我心中的影像。换句话说,我带着大家穿越时空,缓缓地观察台湾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演变。

 

我只是一个学者,除了在学术参与外,没有其他的投入经历。人类学者在做田野调查前都会提醒自己,必须和被观察对象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他如果投入不深,就观察不到深层的现象,但如果投入太深,又会失去观察的客观性。以田野调查的标准来说,我应该是合格的观察者。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这是认识台湾的“公设”。

 

第一批移民在民国之前就来到台湾,主要是郑成功的部队和清朝海禁时期的偷渡客。他们是福佬人和客家人。他们的后代接近台湾目前总人口数的七成,在蒋家统治时期统称为“台湾人”。我属于这个族群,族谱上好像是第八代。第二批移民潮发生在国共战争期间。他们来自大陆各省,印象中以湖南、浙江、四川为最多。他们的后代约占总人口数的二成,过去被称为“外省人”。但在总统普选以后,就没人再区分“台湾人”和“外省人”了。第三批移民指台湾解除戒严之后的新移民,主要是来自大陆和东南亚的配偶。她们的人数还不到总人口数的一成,又称为“新住民”。另一个族群就是台湾的“原住民”,约占百分之三。

 

第一批移民渡海来台的过程非常艰辛,有“十去七死二留一返回”的说法,也因此,来到台湾的都是单身男性,俗称“罗汉脚”。他们只能找原住民妇女结婚,留下的台谚是:“只有长山公、没有长山妈”。第二批移民主要是蒋介石的政府人员和军队。高官是携家带眷来台,军人都是单身,虽然有些人在大陆早已娶妻生子。我的小姑丈就是军人,在浙江舟山也有原配。第三批移民以单身女性为主,不同于都是单身男性的前两批移民。总之,移民主要是单身来台。

 

单身移民的历史造就了台湾社会普遍的通婚现象。当前台湾的家庭,在三代之内的姻亲,很少是来自单一的族群。当爱情与婚姻超越族群而落脚在社会各层面后,人们接纳不同生活方式的态度自然就宽容的多。台湾不仅有大陆各省的菜馆,还有许多重新混合的新菜系。宗教信仰、亲友关系、政治理念,甚至婚姻型态也都如此,这是很自然的。

 

台湾目前的开放程度、自由程度、和民主程度都不亚于西欧国家,是一个典型的多元融合之社会。我说的是“多元融合之社会”,不是“多元之社会”,差了“融合”两字会差很多。台湾社会不是没有抗争,而是人们知道任何的抗争只不过是不同理念和利益的协调过程,那不必要也不能以暴力去解决。使用暴力只会将短暂的抗争激化成长期对立,把人们对协商的期待打得粉碎。台湾每到大选期间,从新闻媒体到街头,到处是党派林立,黑函谣言四起;但在开票后的次日,一切又自动归于平静。法律规定所有的竞选活动必须在投票前一日的晚上十点前结束,但各竞选总部总会有理由拖到接近深夜十二点才结束。

 

另一个例子就是国会的暴力现象,如摔麦克风、翻桌子,霸占主席台、打群架等。很多洁癖的政治学者解读为台湾社会的民主素养不高。的确,台湾社会的民主素养并不高,但民主并非在展现社会的素质,而是作为利益冲突的解决过程。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没发生过任何大小规模的流血冲突,也未曾损毁过任何的私人财产。群众只会去损毁公部门的财产,是典型的“暴力边缘”的群众抗争过程。这在人类史上是没有过的政治成就,原因之一就是对立双方把暴力冲突局限在国会议堂之内,而不让它出现在街头。国会再乱,终归要坐下来协商。街头的暴力冲突,则只会让流血扩散。政治转型不会没有交易成本,我们必须找到成本最低的转型方式。

 

多元融合之社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必须以说理的方式去说服不同理念(或族群)的人,即使连哄带骗都可以。说服的目的就是期待能与对方合作。台湾有句流行语:“虽不满意,但可接受”。这是我在课堂上讲最多的两句话之一,另一句是:“每个人都不同”。我们总是希望在合作中能以较少的成本换到较大的收获,但合作利得总是有限的,一旦某一方要求过多,合作就会破局。破局对谁都没好处。

 

 

 

 

我的家乡在桃园县大溪镇,那儿有台湾唯二的两个“帝王墓”:蒋介石的“慈湖陵寝”和蒋经国的“大溪陵寝”,据说是因为大溪镇的风景很像宁波的奉化县溪口镇。1975年蒋介石去世,传言政府要将大溪镇改名为“溪口镇”,后来并没发生。不过,溪边的原住民部落被改名为“溪口部落”。我毕业的大溪国中也被改名为溪口镇的“武岭国中”,直到戒严令解除后才恢复原名。

 

日本统治时代在大溪盖了一座“日照皇大帝”神社公园、一座练习日本剑术的武德馆、和议事的公会堂。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积极推动“皇民化运动”,企图将台湾人彻底改造为“日本人”。台湾光复时,民众捣毁了神社,但未破坏神社两旁的石灯笼。公会堂和武德馆也丝毫无损。神社公园改建为大溪公园。

 

蒋介石在台湾有三十几个行馆,大溪就有四个,包括他最爱的大溪行馆。大溪行馆紧邻大溪公园,大溪国小也紧邻大溪公园。那时,我们偶而会在公园遇到他。阿扁政府时推动去蒋化。镇公所就在慈湖陵寝旁辟了一个蒋介石纪念公园,把各地丢弃的蒋介石铜像都集中展示,很有意思的。

 

大学时代,我被国民党的职业学生监视了两年。毕业前,我邀请他到大溪玩,他才告诉我这些丑事。这惊吓不了我,这在专制与威权时代太普骗了。蒋介石出殡日刚好在毕业前,学校安排我们去道路两旁送行。那时,一位教官趁此“国难”对我说:“你今天应该好好反省一下,看自己是如何对不起国家?”不过,他的“劝告”已经太迟了,我的思想在一年以前就已经改变。

 

我大学读的是计算器科学,大二结束的暑假申请去当时台湾少数拥有计算机的中山研究院实习。他们来学校征求一位实习生。我的成绩是系上最好的,应该是没问题。但学校录取的是一位应用数学系的女同学。我跑去找系主任问清楚,他的回答是:“她父亲是中山研究院的将军。”我当时把书一摔,说:“我不读了。”我不想在未来当个“傻逼”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决定转读社会科学,最后选择了经济学。

 

在这事件前,在大二下学期的一个晚上,教官到我们寝室,要我和另两位室友一起护送另一位室友到台大医院的精神科。这位室友刚刚冲进女生宿舍,拉着一位女同学说要跟她结婚。他曾告诉我们他如何地爱她,我只是没料到他会冲进女生宿舍。他读电子工程,是保送进来的优秀学生。至今,我仍清楚记得他这样说过:“我远比她优秀。我爱她,愿意为她牺牲。她现在还不懂,将来会懂的。我完全是为了她着想的。”这不是虚构,是真实的故事。

 

这是专制的起源,我现在理解,但当时是让我反省到理工科教育的基本问题。就以我为例,几乎没有写不出来的计算机程序。不是我很厉害,而是我会反省自己,大部分的理工科学生都会反省。当我们遇到难解的问题时,首先是质疑自己的知识,就去图书馆找数据。接着是怀疑自己用功不足,就躲进图书馆深思,直到把问题想出来。最后是担心自己不够细心,就重复地检查所有的步骤。一个好的工程师是没有解不出来的问题。如果有,那是自己的知识不足、努力不够、或耐心不足——但这些都是好的工程师必须克服的。

 

我的室友就是这样。他很认真、很有耐心、很细心,偏偏就是不懂为何别人不能接受他,就是不懂“你不是我的菜”这类的个人自主的观念。他只知道“有志者事竟成”这类的工程师格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米塞斯说过: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工程师。经济学家以个人的自由为前提去思考合作,而经济工程师以完成给定之目标在促使合作。

 

 

 

 

我在1975年读研,正式学习经济学。当年,哈耶克第三度访台。我被海报上的“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吸引,好奇地走去演讲会场。看到会场座无虚席,我仅看了主讲者一眼,没甚么感觉地离开。我的同事干学平曾拜访过安排哈耶克访台的经济学界老前辈施建生,询问哈耶克访台的始末。哈耶克的成名始于1944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1953-54年间,反威权的台大哲学家殷海光翻译了该书,并在雷震发行的《自由中国》连载。干学平转述施建生的话说:政府打算直接邀请哈耶克来台以杜绝殷海光和《到奴役之路》的可能影响。他们相信哈耶克会接受邀请,因为台湾政府是最坚决反共的。如其所料,哈耶克前后来台三次,分别是1965年、1966年和1975年。

 

那年,蒋硕杰利用暑假回台大,给研究生开授货币理论,也是我们的必修课。当时台湾的经济学界分成经济自由派和凯恩斯学派。蒋硕杰是经济自由派的领军人物。1981年,他在报纸发表文章指出:发行货币无异于是以“五鬼搬运法”在窃盗私人财富。当时任报社总主笔的王作荣,立即以凯恩斯理论反驳,展开了台湾经济学史上有名的“蒋王论战”。年轻的经济学者普遍支持蒋硕杰,而工商界则是支持王作荣。遗憾地,这些算来都是我的师长辈的年轻学者,在往后的事业发展中,逐渐地远离经济自由主义。

 

1954年之前,台湾实行过高的固定汇率,推行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当蒋硕杰受聘为政府的经济顾问后,便连手刘大中说服蒋介石改采自由化政策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他曾做此解释:出口导向不是要求政府去规划和辅导的产业政策,而是允许企业选择最具比较优势的经济自由主张。随着出口的成长,所需进口的中间财也跟着增加。倾向计划的学者开始鼓吹中间财的第二度进口替代。在1974-1979年间,政府为了因应两次石油危机而推动巨型的“十大国家建设”,其中包括了中间财的进口替代政策。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计划思维,政府还特别说那不是“计划经济”,而是“经济计划”。这是蒋硕杰为文发难的缘由,但遗憾地,他始终没受到工商业界的支持。邢慕寰便曾感慨到:台湾迟早要承受这一次停止进一步自由化的苦果。

 

在计划思维下,台湾于1980年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竹科),并以各种奖励措施鼓励发展六大前瞻性产业。有不少的文献称赞竹科是硅谷之外最成功的高科技聚落。这是事实,但是有两点事实也是不容否定的:第一,原计划的六大产业全都失败,而最后成为竹科主干的IC产业和PC产业并未在原先的计划之列;第二、硅谷能不断地自我转型和升级,但竹科一直缺欠此能力。产业政策的功过一直不好论断,主要原因就是产业政策所规画的方向,即使政府不推动,民间也会自行跟进,因为这些方向当时已清楚呈现在企业家眼前。换言之,很多产业政策的成果只不过是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和进步而已。然而,我仍要指出竹科计划对资源分配的误导。在竹科最盛期,它几乎吸进了全台最优秀的工程师,因而导致其他工业园区的没落。自1990年后,竹科的成长率和台湾的经济增长率正好呈现逆向而行的趋势。

 

由于出口旺盛,台湾在1990年代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存底,甚至超过日、德等国。当然,政府必须发行巨量的台币才能买进巨额的外汇存底,于是就制造出“台湾钱淹脚目的年代”。有人说这是台湾经济黄金岁月的1980年代。当然,巨额的外汇存底必然是金融管制的结果。当人民不能以自己赚来的外汇进行海外投资,只能换成台币在岛内投资。其后果必然是推升了股市和房市,形成全民炒股和炒房的现象。泡沫隐隐成形时,政府通常只会选择严加打房,但也只会出现短期的效果。

 

当时的巨额贸易顺超并非台湾独有的现象,而是日、德、英、法等国都是如此,主要是美国受到布莱顿森林协议的庇佑而无顾虑地发行赤字美元。但过多的逆超意味着美国国内就业机会的减少,于是有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美国要求四国在几年内将汇率提升至少三成。台湾也免不了,美元对台币的汇率由广场协议前的1:38提升到1990年的1:24。 由于出国变得便宜,台湾人开始赴各地旅游。又由于突然的暴富,台湾客在海外的恶劣行径和丑陋形象,和当前中国客在各国的表现差不多。唯一的差别是台湾客在人数规模上还不至于构成对旅游国的威胁。那时,媒体时常会报导这些恶劣行径,大约花了十年才有大幅的改善。

 

出国旅游的丑态形象只是社会突然暴富后的一个现象,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于观光知识和观光规则还未完全建立。奥派理论认为,不只是生产需要生产知识,即使消费也需要消费知识。不同的消费知识会引导相同所得的人购买不同的消费品。消费知识需要养成的时间,因此,暴富只会增加人们对于原消费知识下的消费量,而不会增加不同消费知识的消费品。同样地,不需要太多消费知识的消费,也会因暴富而突然暴增,最常见的是纸醉金迷的消费,这让色情产业突然暴增。

 

 

 

 

我在1982年赴美进修,因受蒋硕杰的影响而选择他当时任教的罗彻斯特大学。蒋硕杰虽然是哈耶克的指导学生,但他那时的经济自由主义却是比较倾向于芝加哥学派。不过,我当时还不认识奥地利学派。罗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系属于芝加哥学派,我专研的就是新古典学派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是:社会中有那些内在因素能驱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新古典学派的结论有两大类:第一类是能完全自动累积的因素,如从做中学累积出来的经验、知识累积的科学教育等;第二类是市场竞争带来的持续性效果,如个别厂商之研发的正外部性、商品种类与质量的不断改进等。此外,奥派也提出了第三类:异质资本的结合。1986年,我拿到学位就回到台湾的清华大学任教。

 

回台后,我看到台湾街头的菲律宾籍劳工在逐年增加。菲律宾对教育相当重视,但为何不能把这些教育良好的劳动力留在国内,好助其经济增长?直觉的答案会是菲国的薪资低而且当时的总统马可仕贪污腐败。这些是理由,但不是充分的理由。低薪资的事实只能说明菲国并不限制劳动力外移,并无法说明为何菲国缺欠留住他们的就业机会。贪污腐败是低所得国家的普遍现象,台湾也曾如此,更何况还有新古典的经济文章说贪污是低所得社会之经济活动的润滑剂。

 

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来表示总体经济活动的关系:任一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增加,只要在边际产出递减之前,总产出就会提高。这是一台半自动的生产机械,政府控制着它的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而机械本身能自动地将生产要素组合成产出品。内生成长理论进一步改良这机械,让它也能自动地改良投入因素的质量或组合出新的产出品。不过,他们没有进一步去追问:生产要素的质量要朝哪方向改良?新的产出品是否为消费者所需要?这些都是企业家的工作。缺欠了企业家,就缺欠了工作机会,即使生产要素非常丰沛。缺欠创业家是我对菲劳现象的解释,至于企业家是否被马可仕逼走或是不见容于当地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则是另外的问题。的确,“缺欠创业家”是奥地利学派的答案,不是新古典学派的答案。

 

当时,系上要求我的授课任务之一是本科的公共经济学。我采用史蒂格利兹的公共经济学之英文教本。他在前言中说到:公共经济学也是探讨公共品和租税的效果,公共经济学假设有穷人和富人,而宏观经济学只假设一种人。当时,我只是把这话当作不同的模型建构,照样演算和分析。直到 有一天,有位人社院的教授拿着要求国会全面改选的联署书请给签名联署,我才真正理解到:“个人的不同”不仅陈述他们可以有不同的经济活动,也陈述他们可以追求不同的政治决策。穷人和富人的双元模型的确比宏观经济学的一人模型进步,但他们的诉求依旧摆脱不了政府的单一社会福利函数。再一次,我把书一摔,对自己说“我不读了。”

 

1986-1996年间是台湾民主发展的快速时期,那时学校常有老师发动各种的政治联署或带领学生街头静坐。我来自乡下,政治启蒙远比这些同事晚。回顾那些年,先是民主进步党于1986年宣布组党,接着政府被迫于次年宣布解严、开放报禁和党禁。1988年蒋经国去世,次年政府废除了自1949年以来长期箝制台湾政治自由的戒严法,并开放国会全面改选。1994年举行省长与直辖市长的普选,两年后举行总统普选。这些民主成果,即使是在蒋经国去世之后,还是都先有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署与学生的街头静坐,才有政府的反应。

 

我前面说过,台湾社会的民主素养不高。财富的暴增需要来自消费知识的提升的配合,消费行为才可能会优雅细致。同样地,台湾的民主化过程虽然在日治时期已经开始,但真正能进入中央决策层也是这十年间的进展。面对巨大政治权力和利益的纠葛,如何期待他们表现得像百年民主国家的民主素质?民主是一个过程,不只在于发现公共议题,也在于参与者的养成。

 

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提倡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这提醒我在新古典理论之外的另一种不同学派的存在。我在罗彻斯特时就听过关于公共选择的一些演讲,因为政治学系就在经济学系的楼上。我当时只是把它视为政治学的内容,就像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在读过几篇关于布坎南的介绍和文章后,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他和M. Flowers 1975年出版的ThePublic Finances: An Introductory Textbook的教本。我接受了书中“政治人也是经济人”的公设,相信个人不仅会在市场中追求自己的利益,也会在公共事务中追求。我成了布坎南的信徒,开始阅读他的著作,并重新调整我的授课内容。

 

在偶然间,我觉得布坎南有些论述是在和哈耶克对话。我已经知道“哈耶克”这个名字了,只是还未读过他的著作。出于好奇,我买了周德伟翻译的《自由的宪章》,主要是该书讨论较多的公共经济学的议题。然而,前几章都在探讨自由、平等、法治等那些伟大到我过去一直不愿意去碰触的议题。我意外发现到哈耶克的视野较布坎南更宽远。1991年台大哲学家郭博文来院竞选院长。在清大,院长必须通过全院老师的普选提名,学系便邀请他以演讲方式来和大家认识。我已记不起演讲主题,但记得他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是全面性的,通常只有大师级能做到。他建议年轻的学者最好能先选定一位大师,全盘地理解他的思想和学识,之后再展开自己的研究。很奇怪,这话我听进去了,开始我的“探索哈耶克之旅”。

 

那之前我读布坎南,我就想好好了解他,我花了好多力气把布坎南的书一本一本的读,然后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布坎南的书,他有一个较劲的对象,隐约可以看得到,其实我后来我知道了是哈耶克,他把哈耶克当做心中想要超越的对象(因为他们是类似的思想,不会把哈耶克当敌人)。

 

我说的想要超越他,那如果他超越不了,他会寻求一个自己可以发展的路线。然后我才开始去读哈耶克的内容,然后从那个《自由秩序原理》(自由宪章)开始,因为那本书里面比较多的都是公共政策的议题,虽然那书被米塞斯骂过,可是不管他。很简单,米塞斯骂是在谈到福利国家的时候,哈耶克并没有完全反对。这先不管他,可读着还是很辛苦,跟米塞斯那个《人的行动》一样。《人的行动》前面一大段做理论基础,那本《自由宪章》(周德伟仔细翻译的),前面一段也是在讲自由的定义、第一步(…)当时我也看得很辛苦。书的内容翻得是很准的,因为周德伟几乎每一句都跟夏道平在讨论,有时候很认真讨论四五千字。真的很仔细。

 

周德伟的家里以前是雷震,殷海光,夏道平,胡适他们常去的,那里就是紫藤庐。上次茅老师也拜访过。

 

于是他们就在紫藤庐讨论翻译。周德伟当时还有点身份,是关务署长。周德伟可以说是真正的哈耶克弟子,比蒋硕杰还“正宗”。他所读的奥派不是只有哈耶克,最早米塞斯等人的好多书是他介绍的,象《人的行为》。

 

然后他还在他的全集里面,有一章在讨论台湾以前的金融政策,批评将硕杰。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做历史研究,但愿将来更老的时候有时间。

 

就那在那时候我就读他的书,读哈耶克,虽然我的教材大部分都是布坎南。

 

我教书是很好的,我自己重写教材,一章一章地写,一章一章地改,所以当我当时把布坎南和新古典的全面翻新,所以你看我的经济学里的章节能有新意。

 

那时候很幸运的是遇到我的朋友干学平,他比我进校早一年,因为我要当兵,他不当兵。话说当时原本每个男生都要当兵,但是晚一年的话,因为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当时的行政院长还是副总统,他儿子的年龄要到了,就把当时的兵役法稍微修改,那一年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兵源,可以抽签。就跟我那时候我的实习一样,他们都可以动这个手脚。嗯那三分之一那当然包括它自己儿子,呵呵!还有台湾开始民主化里面做那个投票都是作弊的,作弊到你难以想象,到投票投好了以后,又突然停电,再然后又开出来,票就完全不一样了,呵呵呵呵!不过很多东西都要弄假成真,没有关系,只要开始做就好,慢慢改,第一步就没有那么容易。

 

干学平回去以后喜欢上了法律。我本来是教公共经济学,他教的是宏观经济,可是他喜欢法律,开始教波斯纳的理论。可是当我转到了布坎南,他竟然转到了科斯,他用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来否定波斯纳的系统。这时我们两个就开始有交谈了。当时也在学习米塞斯,然后我们就开始合作。

 

合作的出发点就是我提的那个问题,因为我从小还是读了不少传统的古书,我就告诉他我最大的疑惑就是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到底要不要读,如果是他只是西方的经济学的部分集合的话,那干嘛还要辛苦呢?人家经济学是完整的结构,有架构,你只是人家部分集合,那当然可以不重视了。当有新手机出去,你干嘛要旧手机。但如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思想的一部分的话,重点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到底“属于中国,而不属于西方”的经济学的那部分是在哪里?

 

我们花了八年的时间,从最早的《尚书》开始,然后《管子》《荀子》等等各个“子”我们都读过,我们就要去寻找这个差异,最后看到在《春秋公羊传》和东汉对它的注疏里,孟子对井田制的描述,后人把它加上孟子所引用的一个词,叫“颂声作矣”,也就是“和谐社会”。里面对于井田制的专制社会,描述得非常清楚。比人民公社还漂亮,早上时间一到的时候,就敲钟让大家起床,集合,排队,我们要到城外去耕地。不好留在城里,因为我们是在外面那里用餐,呵呵呵(…)然后先耕公地,然后再耕一个小小的私地。到了傍晚下要太阳要下山的时候,我们再敲锣回来。你不回来也可以,我们要把城门关起来,外面有野兽(…)然后回到家里以后大家洗澡,吃晚饭。

 

至于小孩子的事情是去读书,妇女去做一些纺织什么。老人家,尤其是那些退休的政府官员拿个拐杖沿街去走,去访问民情,看哪边有比较痛苦的、有抱怨的歌谣出现,你要去了解他们的哪边不好。然后这个土地,那私地几年一换,因为私地再怎么划都有不好不好,就几年一换。然后几家养一匹马,然后什么时间要怎么训练(…)非常完美。这个就是叫“颂声作矣”,这就是在我在西方的经济思想史里面找不到的。

 

我的经济原理里有一两章讨论,就是说我们是用井田制,这里面的问题是,有个加里·贝克尔提出的“不肖子定理”,就是说如果一个爸爸很爱孩子,有利他行为,而孩子非常不肖,很自私,那如果家庭产权是父亲掌握,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下,不肖子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表现成是在为家庭而打拼。但这要求父亲贴自己的钱给不肖子(否则,孩子没必要留在家庭)。

 

这里插一句就是,以前我老师用这个道理来批评国民党的“党产”。很多国民党的党员其实都是“不肖”的,但是因为国民党拥有巨大的党产,所以这些党员再怎么不肖都会假装是效忠国民党。而不肖的国民党党员差不多就是不肖的官员,那是党政合一的时代。

 

我老师教家庭经济学提及这个定理,我后来想到传统里面,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古代的人治,孝治,其实都是想实行这种“不肖子定理”式的治理方式。

 

我们一直要求国王要爱百姓,可是所有产权其实是由国王所有,而如果国家不好,这些儒家骂的是国王对百姓的爱不够。国王的财产权用用井田制的方式的话,人死的时候田地还要还给国家,只有有生的时候拥有,不是长期的,到时国家再把田给另外一个人。这样整个国家就是用了一个“不肖子定理”,然后整个中国经济思想跟井田制在交互。

 

其实那种井田制在中国没有全部实施过,只是一个理想,实际一直做得很差。不过这种井田制思想一直到了孙中山都还有,我不相信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会没有。

 

当时我们合作这个选题,问题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了,而架构,就是以我们当时所认识的新古典跟我们当时一知半解的奥地利学派,写的《经济学原理》。这书里你会看到很多很多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所以我没有一直没有很大兴趣再重印的原因在这里。但是也还好,对完成从新古典转到奥派还是有蛮大的挑战。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分工。我们那时候已经很讨厌别人的很多研究方式,他们美国的做实证研究是有点无聊的。然后我们做的经济学问题,在这里我们就开始分工,我专门做政治经济学,干学平专门做法律经济学,就是整个政治跟法律的问题,经济学中我们就开始分工,然后他专门就去发展那边,我专门做这边,然后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后来我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了,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干老师也在写书,因为他看到我的《政治经济学》书先出来了,那就他就落后了啊,哈哈。我们两个人,讨论很多,写得不够。我们日常讨论一般都两个小时以上,讨论了十几年的。有这样的朋友很幸运。他是老烟枪,所以我都不怕别人抽烟的,我早都习惯了,哈哈。

 

他的法律经济真的做得很好,我们的合作直到他生了病以后才分开。他脾气不好,跟院长校长吵架,然后辞职的。后来张曙光就请他来浙江大学客座。张曙光在浙江大学也有蛮大的影响力,制度经济学这方面是很有影响的。在浙江大学客座三年后,又因为生病要治疗休息,然后再后来又到了西南财大。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干老师脾气还是不好,他有一次骑着摩托车,在财大外面的小巷子,跟人家打架,还在地上打滚,呵呵(…)我还email送了两单功夫熊猫给他,哼哼。后来他就回台湾了。回台湾以后他现在是隐居在南部,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然后有时候就回来这边到处走。他可以住20块的旅社啊,很厉害的,有时候他在黑龙江,有时候又参加土家族的节日,就这样一直逛。

 

他跟我是不同的人,他老爸就是淮海战役的一个坦克旅长。他老爸以前是跟随孙立人将军的,回到台湾以后,整个部队被蒋介石整掉。他老爸告诉他,“这个仇要报啊”,呵呵。不过孙立人将军并没有被干掉,蒋介石还是有一些妇人之仁。有人说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在中国会失败,呵呵。总之这就是我的朋友干学平啊。我跟他都是跑了很多的地方的,走过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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