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爱情、权力与现代性《美人鱼》的形象建构及其浪漫主义叙事策略

戏剧与影视评论2019-06-10 03: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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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周星驰执导的电影《美人鱼》讲述了一个珊珊作为人鱼族的代表,在滑着扭扭车的陆上,与刘轩、李若兰等外来入侵者展开的爱与死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作者将谈论电影中的环保脉络如何隐射,但以一种庸俗化的方式映射出了当代中国环保运动的若干问题。还将讨论作为第一部出现“美人鱼”形象的当代影视作品,电影如何表征科技现代性语境下的情感和社群关系。最后,回到现代性这个老话题,谈论“现代性”这个学术老梗,在新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如何被当代童话重新包裹进浪漫主义的叙事策略。

结束在深圳为期五个月的首期人类学“田野调查”回到家乡过年,正赶上周星驰新作首映,于是抱着不严肃的爆米花和奶茶,领着母亲进了小城“消费升级”之后新开的“商业综合体”内的电影院,享受周星驰这部跨年大作。当然,对于我一个刚从深圳的“田野调查”点归来放风的人来说,这部电影更像是我前几个月调研经历的“互文”。我研究的问题是:近两年热火朝天的“科技创业潮”是怎样被炒起来的?这个过程里面的制度变迁,能促使我们如何去描绘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state-society-relation)?密集接触了深圳创业圈的人,结果发现上至地方政府、因填海而成为地主的招商局、地产商,下至对P2P金融着迷的体制内退休老职工、鼓捣无人机扭扭车的技术宅、码农,大都被创业潮打了一剂鸡血,心情随着房价一路高涨。然而,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的内需是靠政府卖地,开发商为土地增值而实现的。每一次土地拍卖,都是政府绩效、利益和地产开发商利益的多重满足与博弈。这个政治经济背景也被本部电影的故事开篇展现出来──新兴地产大亨刘轩通过政府关系在高价拍来的海湾进行填海工程,与老牌地产金融资本家李若兰一起合作,在所涉及的海湾搭建驱赶浅水湾鱼群的大型声控装备。同浅水湾鱼群的生命一起受到威胁的,还有世代生活在海湾的人鱼族。这成就了一个珊珊作为人鱼族的代表,在滑着扭扭车的陆上,与刘轩、李若兰等外来入侵者展开的爱与死的故事。电影里出现的海湾、填海工程项目、地产大亨、金融资本家、科技发明如扭扭车和背包飞行器等,无一不是我从田野归来的回响。整个观影过程中,我聚精会神,居然没吃掉一颗爆米花!所以,我想结合自己的“田野回响”和电影的叙事策略,具体谈谈《美人鱼》能够引发的几个论题。


首先,我将谈论电影中的环保脉络如何隐射,但以一种庸俗化的方式映射出了当代中国环保运动的若干问题。其次,我将讨论作为第一部出现“美人鱼”形象的当代影视作品,电影如何表征科技现代性语境下的情感和社群关系。最后,回到现代性这个老话题,我想谈论“现代性”这个学术老梗,在新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如何被当代童话重新包裹进浪漫主义的叙事策略。

电影表现与都市环保运动

《美人鱼》首映结束之后,我的微信朋友圈就被刷屏了,多数人发表了观影后的环保宣言,简直分分钟化身地球卫士,动物的好朋友。纯真美丽善良的人鱼族及其家园被利欲熏心的地产开发商和科研狂魔逼到绝境的无助与悲壮,唤起了电影院啃食爆米花的观众的同理心。因为海底驱赶鱼群的声控装置的存在,人鱼族不得不蜗居在搁浅在海滨山洞的破船里,身体因为不能回到流动的、新鲜的海水里而慢慢溃烂。然而,这种由怜悯海洋弱势族群而引发的观影后的同理心,和并非真实的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环保意识,却被捆绑进电影关于当代中国环境运动的简单而庸俗的想象里。中国当代语境中的“环保运动”,真如电影所描述的,或者说,对于这部架空现实的电影来说所“能想象”的,仅仅是开发商和被剥夺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的博弈吗?并且,促成问题解决的,居然是新兴金融资本大佬对美人鱼小姐天真纯情的爱恋。关于天真,曾经关注过稍大范围影响了公民权责意识的“环保运动”比如2007年福建省厦门市民对本地计划兴建对二甲苯(PX)项目的抗议行动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中国的民间力量正在觉醒,至少有意识在反对有害的发展项目的进行。然而,中产市民利用国家力量倒逼地方监管的正义行动,却被策略性地解决:把该项目迁到漳州古雷半岛这个对于厦门市民来说十八不靠的地方。真正的都市环保运动中,爱与正义当然是其驱动力,但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也使得运动本身充满着艰险、权力寻租与欺诈。


即便如此,在现实的环保运动中,国家都是始终在场的。然而影片中,在新兴土豪地产大亨刘轩因为对人鱼珊珊的“爱”和被弱势群体遭遇迫害而唤起的同情心,而抛弃并且大战老牌势利的金融资本家李若兰的时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家”这个权力的博弈性角色是退场的。仅仅在刘轩以土豪角色出现在荧幕中下最大金额押注并不被主流买家看好的海湾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在李若兰“非法”持枪,带领暴力分子海上追捕和袭击人鱼族群的时候,“国家”才以城市集体土地权“代理人”的中立形象以及“暴力机关”的正义形象出现。

图片来源:网络

在这里,我指出《美人鱼》庸俗化当代现实情景的故事安排,并不是想板着一本正经的社会文化批评口吻对《美人鱼》进行更加庸俗化的道德批判。我之所以点明《美人鱼》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环保运动空洞而庸俗的想象,是在批判它的想象力本身:因为《美人鱼》本身就是一个架空现实语境的,却对“电影现实”的“厚度”不够有想象的作品。架空现实的电影作品,可以是“去历史化”的,但不应该是刻意“去政治化”的(毕竟,作为国家政治权力载体的与城市建设相关的各个部门,应该非常喜闻乐见)。刻意让国家“退场”与故事安排中的“去政治化”不是一回事:前者指向对审查制度的保守性回避,而后者指向对政治经济结构机制(甚至是“国家”所期待的政治经济语境)的、我所谓的“厚度”的整体拒绝。此外,就电影的政治审查来说,国家的逻辑也并不是“去政治化”的逻辑,因为,作为观众的个体电影消费者,同时是生活在具体制度与意识形态中的国民,国家会想以强势的,规训的,而不是保守而隐藏的方式在场。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天真的、弘扬爱与环保议题的电影在叙事策略上的势利:过于突出独立弱小个体对资本巨鳄的拒绝与回击的张力,忽略了更多本可以反讽的方式拒绝浪漫化地产开发和环保斗争的故事表现。这个“厚度感”本应该是结构在通过一定的叙事策略建构的对社会的想象力里的。日本限制级电影《下水道的美人鱼》(1988),利用令人不适的方式讲述了从小经历家乡美丽风物变成腌臜重度污染区的过程而染上在下水道作画的诡异习惯的画师,发现并渐渐爱上了下水道里的一只人鱼的故事。然而在两人爱上之前,下水道的污染就让人鱼渐渐腐烂了。故事的最后,画师亲手肢解了被人类的污染源伤害得千疮百孔的人鱼,送其入天堂。仅仅发生于两个人之间的暗黑故事的背后,隐藏了对高度“工业文明”社会的想象与反讽。


“小人物的挣扎”是周星驰电影主导的叙事策略,在《美人鱼》中也不例外,而且套路还跟以前差不多:渺小人物蕴含宇宙级能量,伪劣绅豪必吃苦头方能成佛。同时,他也喜欢在自己的电影中表现草根的、单薄的、有时候甚至是无疾而终的感情。然而,周星驰在新作《美人鱼》中的男女主角设定,似乎是为爱而生的:花心粗鄙的土豪在皎洁月色下的狼狈表白,瞬间洗刷了人物身上的土气与矫情;慢热的复仇者女主,也在男主负重伤之后释放了帅气的人鱼天性!因为爱,无脑权贵动物化身为大写的人;因为爱,硬撑成人类的“脆弱”物种得到了自己的主体性!

形象建构

美人鱼的故事大概是很多少女的恋爱母题之一。因为这部电影,我回过头去重新读了一遍安徒生童话里的《小美人鱼》,我也在一个深秋的太阳过早落山的傍晚,摸黑去哥本哈根的岸边看过模模糊糊的跟我小腿差不多高的美人鱼塑像。像每一个偶尔依据过去的恋爱母题而多愁善感的大龄少女,突然意识到美人鱼故事的冷酷深意:单相思遇见自恋男的故事。陆地王国的王子无法感受用甜美嗓音交换人类双腿的化身贫民的人鱼公主的爱的呼唤,最终和误以为是救命恩人的美丽姑娘走到了一起。故事母题也造就了一种种群的区隔感。为了成为人类,人鱼公主必须用一种残缺来成就成为另一物种的基本属性:用美丽的嗓音换取人类的双腿,试图走近情商较低的人类王子。而人鱼族的姐姐们似乎是冷血的cult级生物,希望自己的妹妹用王子心脏的血淋在腿上恢复鱼尾。


如果说安徒生童话里的《小美人鱼》传递了跨族群的感情传递的不可能性,那么电影杜撰的中国神话中的美人鱼故事,则表达出不同族群“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政治正确的民族学主题以及对“未进化完全”族群的浪漫化想象和叙事:不同于当代阶层化的男权社会,人鱼族是由女性长老把持话语权的;并且族人都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海洋环境里,与世无争。然而外部海洋空间开发力量的到来,彻底摧毁了海洋族群的世外桃源。而且,周星驰电影所杜撰的民间传说中,历代王朝对海洋的治理或隔离,都确认了人鱼族作为“未进化完全”的海民的存在,并且用一种来自权力的默许而多少保护了这个族群。周星驰自己的今日童话,更是破除了族群感情传递的两难,用人类普世价值的爱与正义延续了都市环保运动中维护生物多样性这个主题。


时至今日,我们所能心神领会并且唤起巨大同理心的“美人鱼”的形象,原本扎根在欧洲的民间神话、航海日志、玄幻与大众文艺图像作品中。对“美人鱼”形象的经典化,也表征出特定社会历史时空的社会建构过程:形象的生产与接受,反映了一个具体社会情境中的普通人如何理解阅读和视觉形象,以及如何理解自我与社会。“美人鱼”的形象,最初出现在亚述神话中,神话中的仙女过失杀死爱人之后,因愧疚而把自己变成了美人鱼。希腊神话中人首鸟身、专门以妖娆海豚音诱惑航海家致其触礁的“海妖”(Siren),也是“美人鱼”神话建构中的一个并不那么善意的原型。孤单水手哥伦布在中美洲寂寞难耐的海滩上遇见丰乳肥臀的海牛(manatees),可能脑补了小时候传诵乡间的关于美人鱼的深夜故事,于是在航海日志中写下看到美人鱼的一幕。地理大发现开启了欧陆人民的世界想象,也使得欧洲民族国家渐渐进入生产工业化、生活大众化的时代,大众化的消遣类文学艺术消费品日益成为普通人的审美和购买目标。深受广大中产家庭喜爱的安徒生童话,重新把“美人鱼”的故事和形象包装成受人怜爱的美丽海洋公主:流传千百年的cult级冷酷暗黑神话体系,在更加暗黑级的一系列社会关系重组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社会空间里,无法成为在工业城市中流动的新兴中产的育儿慰藉,唯有像人鱼公主这样因爱而死的可怜人的生活悲剧,才能唤起广大同样的可怜人的共鸣与警醒。经由19世纪晚期出身于英国新古典主义画派的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对希腊神话中人物形象的“古典化”,美人鱼的形象渐渐地成为了一个代表着爱与牺牲的充满着人性光辉的叙事与视觉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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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较少被中国古代缺少玄幻脑洞的书画作品认真对待,以及较少被中国现当代大众化的文艺、影视作品当作叙事对象,在中国语境中对“美人鱼”的形象的讨论,集中在基于文本阅读理解的学术讨论的氛围里。晋代《搜神记》中写了南海上半身为美女下半身为鱼尾的鲛人泣珠的传说,然而,迁居海盐之后通晓沿海社会经济特色的干宝,利用猎奇的神话传说体来描述被国家话语边缘化的南海采珠人的故事,应该也是想唤起对这一被隐藏群体的更广大的好奇心。相对于“鱼尾”,中国神话建构体系中似乎更偏好“蛇尾”,因为中国上古神话中被当作中华人类始祖的首领的女娲,就是人首蛇身的神物。不同于扎根西方土壤的“美人鱼”形象塑造,中国的半人半动物的“美人鱼”是一种神秘的,神圣的,非社会性的生物。


利用两种不同语境的“美人鱼”形象建构,周星驰创造了当代中国美人鱼的“今日童话”。 故事里的美人鱼被表述为与人类一样是社群性的生物,在面临周遭生活环境毁灭的时候同样表现为脆弱无助与集结抵抗。但本土神话体系又为人鱼族加上了神秘力量的外衣。关键时刻,人鱼族长老利用生理优势扇动巨型鱼尾拯救族人于危难。欧洲浪漫主义童话的悲剧在电影中得到释放和洗刷。几乎不可能的异族群的感情,在电影《美人鱼》中成为了重塑男女主角自我的契机,并且,结局如格林童话而不是安徒生童话那样:王子和公主最终能够走到一起。


神话,传奇与童话的叙事策略都是对现实语境的凹折。通过神话的神秘化想象,传奇的历史化想象以及童话的浪漫化想象,今日童话重塑了现代性话语中的情感和社群关系,并且让它们升华成为对现代性的反讽和抵制。在《美人鱼》中,现代性语境中极端化了的科技狂魔与金融地产开发狂人,虽然通过改变中立的自然环境而让人鱼族陷入生存困境,但最终没能战胜自带神力的人鱼族对生存环境受到威胁之后的反抗,以及回归纯真之爱与政治正确的价值观的前地产暴发户借用国家暴力机器的反扑。今日童话中的社群关系,不再建构于古典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猎奇与他者化“凝视”,而是在权力与金钱建构的不平等格局中的“去地域化”“去阶层化”“去全球化”的压迫、利用、斗争与妥协。传奇故事中个体化的情感脉络,反而成为冷酷角力中的无法解构的神秘。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在“作者电影”的完成度上,周星驰稳健地交付了一部“周星驰制造”。无厘头的段子手,对“经典”的不怀好意的粗劣模仿,以及对神秘事物的“祛魅”,在《美人鱼》中被再现出来。《美人鱼》对浪漫主义理念的挪用,解决的是对“现实”充满想象力的重塑。


在理论界,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究,从它们作为“-主义”(-ism)名词出现开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且,研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书籍早已汗牛充栋。不同的理论家在谈论这两个“主义”术语的时候,都明示或者暗示过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对立”:维科和哈曼站在“反启蒙”“反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对“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反启蒙”的精神状态进行分析;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则把“浪漫主义”视为反抗当代社会“冷漠症”的武器,进而把“浪漫主义”从“普遍的精神状态”拉入具体的文学批评情景中。而“现实主义”作为19世纪那场著名的文学创作“运动”[1],则和“理性主义”的理论内核更加接近。总之,在人们对两个术语的分析和接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几乎成为了各自对称的反面。雷蒙·威廉斯把现实主义运动当作浪漫主义运动进行过程中的不速之客;艾布拉姆斯则倾向于把它当作浪漫主义运动衰落之后,在法国兴起,随后蔓延全欧洲的另一场独立于浪漫主义运动理念的、“再现人类生活和经验”[2]的新运动。在对现实主义的表述中,尽管各理论家的具体阐述不太一致,但“再现”的原则成为他们共同承认的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的核心。这就是现实主义最大的特征,也反映出现实主义运动比浪漫主义运动具备更多的同质性。


“祛魅”“拙劣模仿”等名词,脱胎于理论家对“现代性”或者说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反现代因素的定义,也成为理论界评论文艺作品时使用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说,《美人鱼》借用了经典浪漫主义使用情感和无法解构的跨族群之爱作为对“现代性”的反讽,以及通过对“经典”和“神秘事物”的戏谑模仿,试图达到一种平衡:爱是永恒正确的,不但能够冲破和解构权力与金钱编织的伪劣现代性体系,也能够催生政治正确的个体主观能动性(agency)。


但是,恰好在这个“关于爱的故事”的叙事脉络和叙事策略里,它想反讽的“现代性”本身,也是被拙劣地呈现出来的:好像,貌似,在当代中国城市开发中的冲突,是资本大佬走偏了的结果,是异族隐藏导致的权力真空没有保护“弱势群体”的结果;好像,通过爱的觉醒,通过国家对资本的规训和在结果上“国家”作为正义力量的及时出现,冲突就能得到平息。恰好,所有的叙事策略都没有触碰最值得反讽的对象──权力。不论是浪漫主义对“现代”的反讽,还是现代性理论对“现代”的解构,《美人鱼》所挪用的叙事策略都无法回应这个问题:爱的故事,在为现代化“祛魅”的语境中,是否真的能激发我们对“权力”的认识与反省?



注释

[1]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汇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

[2]同上。


【参考文献】

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汇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韦勒克:《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

拉斯顿:《浪漫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译林出版社,2000年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6年5月总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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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宇静: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区域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平等、消费社会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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