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为什么会被叫做“九头鸟”?两百多个将军就是证明

军武次位面2019-01-19 16:51:34


这是军武兵要地志系列的第10篇文章,该系列从山川形胜切入,主要讲述中国各个省份的地理民风和地域性格,特别是在战场上的表现。今天我们聊聊湖北省,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只要一拿起汉阳造,鬼子老蒋全打跑!



这个用来形容湖北人的短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听说过。在十几亿中国人中,似乎只有湖北人得到了如此统一的评价,在大多数语境下,以“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佬”,大抵是形容湖北人的精明。

 

精明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会做生意叫精明,会处关系叫精明,会打仗,同样也是精明——老祖宗早就悟出过“兵者,诡道也”的道理,无论是战术级别还是战役战略级别,带兵打仗,不诡诈一点,精明一点,哪里能打得赢呢?



关于这一点,湖北出的将军数量就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在新中国1614名开国将领中,湖北籍将军有235人,占总数的16%,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二。




湖北人的“精”,是地理和历史共同塑造的结果。从地图上看,湖北省北临河南,南接湖南,西面是重庆和陕西,东邻安徽和江西,基本上位于从北京到广东的正中间,是正正好好的中部。



湖北湖泊众多,因在洞庭湖以北而得名,同时又三面环山——西部是大巴山,东北部是大别山,东部为幕阜山丘陵,中南部的江汉平原形成了向湖南的开口形状。长江横穿全省,三峡中有两峡在湖北境内,与汉江共同构成了两大干流,山地占56%,丘陵岗地为24%,平原占20%。



相比湖南,湖北的自然条件要更好一些,山地没那么多,平原更大,离中原更近,也就更容易发达起来。在湖北京山县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就发掘出了公元前2500年至2200年前的彩陶绘等文物,武汉市有商代的盘龙城遗址,出土有青铜器和玉器,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文明。


商朝后期,原居北方的楚人逐渐南迁,最后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方霸主。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的楚人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在楚国历史上,有两个首都在湖北——鄢郢(宜城)和纪郢(荆州),湖北地区基本上可视为楚国的核心部分(也包括湖南的一部分)。


▲江陵长湖南岸出土的楚国文物

春秋晚期的楚王孙渔戟


楚国的上层受中原文化影响多,而底层则受“蛮夷”文化影响大,二者交织形成了既有现实主义色彩,又极具浪漫主义的楚文化,诞生过屈原这样充满幻想,个性十足的诗人和政治家。但当时的楚国并不受周天子的待见,在周康王时期的诸侯大会上,楚国的待遇等同于夷狄,被视为奴仆一般,所以后来干脆“反”了,一句“不服周”一直用到今天。说不服那是真不服——西周的第四代天子周昭王领军征楚,结果被楚国在汉水打了埋伏,周昭王因此身亡(落水或被杀)——楚人,就是这么猛。


▲秦亡之后的楚汉战争中

汉军其实败多胜少

如果不是因为项羽太于刚愎

后来就是楚朝而非汉朝了


后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楚人的能战,不过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楚国的名将似乎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楚国征战,都是由楚王亲自领军的!尚武至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多见。虽然楚国最后没打得过秦国,但秦朝仅仅过了十五年,就又被楚人所灭——楚人既不服周,更不服秦;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是以聚啸绿林山(京山)的武装为班底,打败了王莽的大军,从此汉语中就有了“绿林好汉”这个典故。


熟知三国故事的中国人,都知道古代的“荆州”大致也等同于湖北,这个名字是由于秦始皇要给父亲(子楚)避讳,所以把楚改称为荆,从此荆州也成为湖北的代称,有时也合称为“荆楚”。



“湖北”最早作为一个行政区出现还得追溯到宋朝,今天的湖北省在北宋分属“荆湖北路”和“京西南路”(路相当于今天的省)。荆湖北路的辖区大致从洞庭湖以北至荆山,简称“湖北路”,从此就有了“湖北”这个名称。明朝和清初,湖北和湖南同属于“湖广布政使司”,清康熙3年(1664),清政府将湖广布政使司拆分为“湖北布政使司”和“湖南布政使司”,湖北湖南两省从此定名定域(包括),一直沿用到今天。


由于湖北距离中原地区更近,自然条件又相对好,所以被“汉化”和“儒化”的也更早更深一些。从秦末到近现代,每当北方战乱,大量人口南迁,湖北几乎是必经之地,这些人口带来了儒家文化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在和平时期,长江和汉江水道提供了便利的水运交通,非常有利经商,这一切使湖北逐渐发达起来,同时也稀释了一些“蛮夷”的禀性,儒、蛮、商、农交织,湖北人的“精”,大抵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九头鸟”成为湖北人的代称,最早可能是来自于《山海经•大北荒经》——“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大致可以推断,九头鸟就是古楚人崇拜的图腾之一,反过来用于代指楚人也很合理,当然,“九”可能也并非实指,而是泛指个数多。


现代文学家林语堂在他的著作《吾国与吾民》中有过这么一段话:“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躁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据历史学者考证,直接以“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人,始于明朝。明神宗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本身就是湖北人,他为了澄清吏治挑选了九个作风过硬操守优良的官员为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的纪检部门),派往全国各地巡视,整肃风纪,效果不错。凑巧这九名官员都是出身于湖北(这个湖北还是“荆湖北路”的意思),于是就有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俗语。



在中国版图上位于中部的湖北,天生就是承接东西南北的要地。即使在古代,湖北境内江湖纵横,交通条件也还是比较不错的,沿长江西可上巴蜀东可下吴越,沿汉水向北可到豫陕,过洞庭湖向南可到湘桂,所以中心城市武汉也就得了个“九省通衢”的别称,即使是今天,武汉仍然是中国的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之一,居于铁路网和长江航运的中心位置,被称为中国的“高铁之心”。



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使湖北在历史上两次成为人口输出地——湖广填四川,就是这么来的。在元末明初和清初,发生了两次湖广省居民大规模迁居四川的移民潮,有的是政府强制,有的是因为鼓励政策而自行迁移。实际上全国各地的移民都有,但以湖广人为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相当多的四川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来自湖北,其中又以麻城为最多。



交通方便,往来交流就很多,不仅利于经商,也非常利于文化发展。在湖北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优秀人物,楚辞宗师屈原(秭归)、汉赋开山鼻祖宋玉(襄阳)、军事家伍子胥(监利)、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枣阳)、东晋历史学家习凿齿(襄阳)、茶圣陆羽(天门)、唐代诗人孟浩然(襄阳)、张继(襄阳人,《枫桥夜泊》都会背吧)、岑参(江陵)、书法家米芾(襄阳)、文学家“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荆州公安县)、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英山)、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颢和程颐(黄陂)、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江陵)、药学家李时珍(黄冈)、辽东经略军事家熊廷弼(江夏)……


到了近现代时期,两湖地区更是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主要发源地(关于湖南,请搜索军武往期“兵要地志系列”的湖南篇),湖北自然也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北的贡献之一,是著名的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筹办,1893年建成投产,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 个、炼炉2 座,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钢铁工业,也是亚洲首个并且是规模最大的钢铁厂,比日本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还要早7年。


▲汉阳铁厂车间遗址

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


据《中国十大矿厂记》记载,一位外国观察家这样描述汉阳铁厂:“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观于斯厂,即知研究西学之华人,经营布置,才略不下西人也。”当时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参观后称,“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票的最进步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


▲民国三年(1914年)

汉冶萍公司发行的股票


到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的汉冶萍公司达到了年产钢7万吨,铁砂50万吨的规模,钢铁产量占全国的90%。


这座铁厂是近代中国人“钢铁强国”的有力尝试,是用湖北人民的赋税和血汗建成的,尽管实际上也存在运营和生产方面的问题,但确实是中国迈入钢铁时代的标志,使中国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钢铁产业。直到今天,也不能说这家企业就完全消失了,因为在抗战时期,汉阳铁厂大批人员及设备西迁重庆,成为重庆钢铁公司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汉阳铁厂留在武汉的产业成为武汉钢铁公司的一部分。


▲清末时期的主要军工企业


另一项贡献,与“湖北枪炮厂”有关,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要说“汉阳造”步枪,恐怕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同样是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枪炮厂”,就是后来的汉阳兵工厂,这家兵工厂的“拳头产品”,就是仿自德国1888式委员会步枪的“汉阳造”。


▲汉阳兵工厂旧照


从1896年开始,湖北枪炮厂开始生产此型步枪,定名为88式,第一年生产了1300支。最初的产品在枪管外部增加了套筒以增加强度,显得比较粗,所以俗称“老套筒”(1904年进行了改进,枪管壁厚加粗,取消了套筒)。1899年,江南制造局也开始生产,但因为汉阳兵工厂是88式步枪最初也是最主要的产地,所以不管实际上是哪里造,统统被称为“汉阳造”。


▲不管有没有套筒

都可以叫“汉阳造”


“汉阳造”在中国一直生产到1944年,前后持续了近50年,是那个时代中国生产时间最长的轻武器。由于历经晚清、北洋、民国、抗战时期的混乱时局,统计资料匮乏,确定“汉阳造”的总产量比较困难。根据枪支序号推算,在1938年汉阳兵工厂迁移内地之前,制造数量大约是87万支。由此推算总产量超过了100万支。



汉阳造的使用时间则更长,1907年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汉阳造就是主力步枪,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从南昌起义到抗战胜利,无论是红军还是国军,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游击队,汉阳造都是士兵手里的主要武器(三八大盖靠缴获,中正式产能有限),甚至在朝鲜战争初期,还有志愿军战士拿着汉阳造在冰天雪地里与联合国军拼杀。直到建国后全面换装苏式枪械,仍然有汉阳造被民兵和警察使用,要到80年代才被完全淘汰。



“汉阳造”步枪,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也是推动历史的关键工具——湖北新军拿着汉阳造,推翻了清朝;北伐军拿着汉阳造,击败了北洋;中国军民拿着汉阳造,打败了鬼子;人民军队拿着汉阳造,打跑了老蒋……


虽然制造了汉阳造的汉阳兵工厂作为一个实体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其血脉还能找得到。抗战胜利后,汉阳厂的一部分被并入“兵工署21兵工厂”,也就是现台湾“军备局第205厂”。留在武汉的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迁至重庆,成为长安汽车、嘉陵集团和重庆钢铁公司等企业的前身。


第三个贡献,就是武昌起义了。起义发生在武昌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重要,正如知名历史学者易中天所言,中国历史别看这么长,重要节点其实只有四个——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灭六国、辛亥革命。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

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虽然武昌起义不是辛亥革命的全部,但确实是辛亥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更是关键事件。从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之间的两千多年,可视为一再重复的帝制循环,到了清代已经发展到顶峰,同时也极为僵化,失去活力,而清廷又没有改革的诚意,内外矛盾激化,已经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



革命党人先前发动的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唯有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的革命浪潮,给了清王朝致命一击,终结了延续千年的皇权专制,使中国进入了共和时代,功莫大焉——秦与清,一音之差,时隔两千年,皆亡于楚,真天意也!



武昌起义发生在湖北,策划者和实施者也以湖北人为多。在起义前夜因事泄被捕,被清政府杀害的三位烈士中,有两位是湖北人(刘复基为湖南籍)——彭楚藩(鄂城)和杨宏胜(襄阳),直接打响起义的指挥者熊秉坤是湖北人(江夏),被起义军强迫上位,后来成为北洋政府总统的新军协统黎元洪也是湖北人(黄陂)。至今武汉仍有用三位烈士命名的“彭刘杨路”,还有首义广场、首义路、辛亥革命博物馆、辛亥革命纪念园等一系列与武昌起义相关的纪念设施(还有一条“黎黄陂路”),彰显着这座城市以及湖北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抗战时期的湖北,大体上分属于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鄂北)和以陈诚(薛岳)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鄂南),1940年设立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下辖有专管长江防务的江防军,同时也有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皖抗日根据地和湘鄂抗日根据地,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共同打击日寇,湖北人民为此付出重大牺牲。



发生在湖北的抗战重大战事,有武汉会战、四次襄阳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和豫西鄂北会战。从上面的地图可以看出日军对华中地区的重视程度——沿长江逆流而上,水陆并进,就能直取陪都重庆,这对于不利久战的日本来讲,无疑是快速打败中国的最佳方案。所以,在抗战的最初两年,日本集重兵于华中,全力西进,企图以速战逼迫中国投降,武汉会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基本设想是立足外线,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达到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参加武汉保卫战的中国军队,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共100万人。直接参战日军共9个师团,25万余人,加上其他作战部队,总计约35万人。


▲万家岭战役中战死日军的木牌


战役在武汉地区、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历时五个月。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国民政府将许多工厂、学校和物资转移大后方(工厂420家,物资千万吨),并在万家岭等战斗中给予日军重创,日军一度需要靠空投军官来保持战斗力,并且有使用毒气的纪录。战至最后,武汉被主动放弃,日军占领了一座空城。虽然因为指挥失误多,中国军队的伤亡是日军的数倍,但战略目的基本达到,日本被彻底拖入了最不愿意的持久战和消耗战之中。



日本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沿长江向西进攻,一直就是日军的重点方向。1940年6月,日军已经占领宜昌(张自忠将军既牺牲于保卫宜昌的战斗中),宜昌距离扼守长江上游航道的石牌要塞仅有水路十余公里,如果攻下石牌,日军就可以通过水路长驱直入,崇山峻岭也无法阻挡日军西进,重庆会受到巨大威胁,中国抗战的命运将殊难预料。


▲石牌距离重庆的直线

距离只有四百多公里


石牌位于今天的三峡大坝和宜昌市之间,长江在这里拐了一个110度的弯,石牌以及两岸都设置了能够控制江面的大口径火炮,利用长江在此转弯的地利,牢牢封锁了宜昌南津关以上的江面。这些火炮藏在山岭之中,日军飞机很难摧毁。如果用陆军从背后进攻拿下石牌,西进就会轻松地多,抗战初期的江阴、马当、田家镇得要塞,都是这样失守的。



事实上,早在1941年3月,日军就尝试过正面进攻石牌,从宜昌对岸进攻过石牌正面的平善坝,并以另一路进攻石牌侧翼的曹家畈。但直接攻击受制于险山和长江,容易陷入包围,日军首次进攻失利后,就图谋以迂回战术,从长江南岸远绕,然后向北直扑石牌。


1943年3月,经过长时间休整和准备的日军开始实施这一构想,横山勇率领日军第11军发动鄂西会战(日称“江南歼灭战”),纠集了十几万兵力、100余架战机,沿长江先后占领洪湖、华容、石首、藕池口等地,直逼鄂西,企图歼灭中国第六战区野战部队,打通长江航道,西取重庆。


▲另一个角度看石牌地形


蒋介石深知此战命运攸关,为加强石牌要塞的防卫,他派白崇禧到前线召开军事会议,下令死守,少将以上军官要立遗书,保证战至最后一人,临阵脱逃者军法从事。还特地指示,“石牌要塞应指定一师死守”,这“一师”便是18军11师。


18军是精锐部队,早在淞沪抗战时就与日军血战过,用来扼守要冲再合适不过。来势凶猛的日军在长江南岸一路苦战,一度迫近到距离石牌要塞只有60里的地方。危急时刻,11师师长胡琏下令在山顶升起青天白日旗,并且利用地形优势修筑坚固工事,以攻守结合的战法大量杀伤日军。战斗最激烈时,中日两军扭杀在一起,连枪炮都施展不开,战场上甚至几个小时听不到枪声,唯以白刃决胜!



虽然日军也算顽强,但劳师袭远,战至石牌外围已是强弩之末,其运输线又不断被国共双方的游击队袭扰,仰攻高山举步维艰,又碰上了11师这样的硬钉子,久战不下,士气迅速衰竭。5月31日,距离石牌只有一步之遥,但也无力再战的日军弃尸千余,开始败退,中国军队全线反攻并围歼了日军部分部队,仅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的5个大队长就被击毙3个。石牌一战,中国军队以较低的战损,粉碎了日寇的西进,是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发掘出抗日将士遗骨的现场

 

在石牌战役以及整个抗战期间的湖北战场上,有相当数量的湖北子弟直接参军作战,付出了重大牺牲。2010年,宜昌市夷陵区南边村宜巴高速公路工地,发现了3000余具遗骨,经当地文史人员探查,确认这些遗骨为国军75军预备第4师将士的遗骸,据老人回忆,当时这里是一处野战医院,当时医疗条件太差,许多受伤的将士难以得到良好治疗,牺牲于此。


▲抗战期间牺牲的湖北籍最高级别将领

为第54师少将师长刘家骐

武昌人,1937年10月16日牺牲于山西忻口

追赠陆军中将


由于湖北长期是抗日主战场,湖北人民除了要征战于前线,还要提供成百上千的民夫来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他们跋山涉水,餐风宿露, 会遭遇日机轰炸, 异常艰难。可他们却任劳任怨,如期甚至提前完成任务。1944年冬,湖北省主席王东原在巡视时询问大雪中的运粮民夫:“你们这样苦,有什么怨言没有?”民夫答道:“只希望早日战胜日寇,以救国家危亡,虽苦无怨!”


在湖北,国统区实征壮丁691195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 /20,以湖北为主要根据的新四军第五师则发展到正规部队5万多人,民兵30万;从1941到1944年,国民政府在湖北共征收了稻谷620.47万担,占湖北同期产量的8%~10%——考虑到湖北一直被鬼子占去大半,这样的贡献已是不小了。



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再起。在解放战争中,湖北籍将领数量不少,光是黄安(今红安县)一地,就出了两百多名将军,是名副其实的“将军县”,徐向前元帅曾为红安县题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两位湖北籍大将

王树声(麻城)和徐海东(大悟)

 

红安原名黄安,解放后改为红安——改黄为红,就是因为这里出红色将领多。为什么这里出将军多呢?这是因为红安一带曾爆发过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大起义——黄麻起义,这次起义开辟出了鄂豫皖根据地,是革命老区,出现了一大批将军也很正常。


除了将军以外,红安还出了4位国务院副总理,10位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和主任,12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23位副司令员和副政委,24位兵团级干部,130多位省级干部,红安籍革命烈士也有过万的数量,许多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名英雄更是无法统计。



光是红安一地就有这么多将军,整个湖北就更多了——湖北籍开国上将共14人,韩先楚、王平、郭天民、周纯全、陈再道、王宏坤、刘震、陈锡联、陈士榘、王新亭、黄永胜、贺炳炎、谢富治、王建安(上图中欠谢富治和黄永胜)。



湖北籍中将共32人——王必成、王近山、王尚荣、田维扬、成钧、刘飞、刘昌毅、杜义德、杨秀山、李天焕、李成芳、吴先恩、余立金、张才千、张天云、张仁初、陈康、陈庆先、周希汉、周志坚、胡奇才、饶正锡、秦基伟、聂凤智、顿星云、徐深吉、徐斌洲、黄新廷、韩伟、程世才、鲍先志、詹才芳。少将太多就不展示了,不过,上面这些几十位将军,谁要能认全了也算他狠……


不过,最广为人知的湖北将帅,恐怕非这两位莫属——



开国元帅林彪(黄冈)和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大悟)!


林彪是唯一的湖北籍开国元帅,也是举世公认的战神级人物,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湖北人“精”的一面。林彪打仗,长于计算,注重细节,如同最精明的商人一样,决不做亏本买卖,一旦出手十拿九稳,罕有败绩,无论是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的战术级战斗,还是率领四野拿下东北、南下出关横扫全国的战略行动,都堪称军事指挥领域的典范之作,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湖北籍军事家。



刘华清本身也是开国少将,在建国后迅速完成了由“老陆”到海军的转变。他最大的贡献是鼎力推动了中国航母的研制和发展,今天中国已经跨入了航母俱乐部,一艘在用,一艘在建,将来还会有更多,中国的航母乃至海军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绝不能忘了为共和国海军做出“精明”规划的湖北老将军刘华清!



在近现代史上,湖北还出现过陈昌浩、陈潭秋、董必武、李先念、伍修权、项英、萧楚女等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居正、沈鸿烈、吴国桢、熊十力、杨守敬、殷海光等民国要人和学者。



在当代中国,湖北依然人才济济,尤以体育界和商界人才为多,李大双、李小双、伏明霞、周继红、杨威,都是为国争光的明星选手,当然,喜欢小米手机的朋友也得知道,小米的总裁雷军就是个“湖北佬”(仙桃)。



在科学(军工)界,湖北同样出了不少人才,由于人数较多,这里只举几个重量级人物——


李四光(左上),湖北黄冈县人,中国著名地质学家,能在大庆找到石油首先得感谢他,而且他的父亲李卓侯还是林彪的启蒙老师。


彭桓武(左下),湖北麻城人,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刘石泉(中),湖北大冶人,中国巡航导弹专家,你只需知道“长剑-10”是他主持研制的就够了。


朱光亚(右上),湖北宜昌人,核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李绪鄂(右下),湖北武汉人,中国的航天技术与导弹技术专家,曾任航天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中国洲际战略导弹及固体潜地导弹的副总设计师。


你看,无论是打天下,还是创事业,湖北人,就是这个样子滴!



最后给大家推荐两部与湖北有关的纪录片和一部电视剧。一部是《楚国八百年》,以八集的篇幅讲述了楚国的历史以及楚文化的来历,水墨动画制作得非常精致,解说词也很有特色,豆瓣评分8.4,值得一观。



另一部是讲述辛亥革命的纪录片《辛亥》,豆瓣评分8.9,这部片子虽然是纪录片,却使用了濮存昕、张志忠、李洪涛、严燕生、丁志诚等著名演员来扮演民国外交家、民国时评家、清朝官员、外国记者等亲历者,用口述的方式来表现那段壮阔的历史。内容均来自一手历史材料,万余张历史图片、几千分钟的影像素材,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阿尔贝•肯恩博物馆等海外渠道获得的珍贵视频,还原了大量少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感染力很强,风格独特。



《宜昌保卫战》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七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原名《最后的国门》,由候勇、吕良伟、陈小春等影星出演,展现了从1938年宜昌大撤退到石牌保卫战的抗战历史,剧中人物从双方的指挥官到基层士兵都有,时间跨度也很大。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将日军脸谱化和傻叉化,鬼子也不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其中的日军视角也比较独特。虽然7.0的豆瓣评分只算是过了及格线,道具、史实和细节上也有些瑕疵,但在神剧满天飞的现在,这样的作品已经比较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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