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曲里程碑,伟大的作曲家马勒|BBC纪录片

黄佳音幼儿小提琴教育2018-12-05 09:41:18



马勒“复活”

预示当代、保留浪漫、包容多元

接通传统、现代、后现代

是继贝多芬之后

又一个交响曲里程碑


今年(按:2011)是马勒年,全欧洲将会举行超过2000场次的马勒作品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将从7月开始陆续献演马勒的10部交响曲,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也将演出马勒的全部交响曲;上海也有很多纪念活动,包括这场文汇讲堂,以及大量演出。马勒的作品为何在当今世人,包括中国人中间得到了高度认同?马勒为何具有“现在时”的感召力呢?



生前双重身份:平步青云的职业指挥家和业余的作曲家


马勒的指挥职业生涯称得上平步青云。1880年他20岁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偏远小城干起,一路经过卡塞尔、莱比锡、布达佩斯、汉堡,最终在37岁时坐上了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兼首席指挥家的宝座,10年后又受聘到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与纽约爱乐乐团。从职业指挥生涯而言,他的一生十分顺利。作为顶级的指挥大家,据说他非常****,但排练演出非常有效。他在维也纳的10年被称为维也纳歌剧的黄金10年,尽管在此期间他的人际关系并不太好。

因为忙碌,他只好利用歌剧院的演出淡季(夏季)进行创作。他曾在乡间建盖作曲小屋,把自己关在里面,很多作品都在其中诞生。但也因为忙碌,他的作品并不是很多。马勒只写交响曲和艺术歌曲,交响曲一共10部,第10部没有完成,外加一部《大地之歌》。歌曲有50多首,包括《少年魔号》、《亡儿之歌》等著名的声乐套曲。如果出马勒全集,也就是十六七张CD,全部听完只需花20个小时左右。但他的交响曲每一部都是庞然大物,往往一场音乐会就只能演奏一部交响曲,非常考验听众的耐力和耐心。作品生前毁誉参半,身后评价不稳定,去世50年后开始风行

为什么说有马勒的“复兴”现象?就因为他的作品生前毁誉参半,身后评价也相当不稳定。有人称他是“完全不够格的作曲匠”。查阅一下资料,20世纪上半叶很多大指挥家都没有指挥过马勒的作品,原因就是不认同或对他有看法。但以1960年他诞生100周年为节点,马勒作品的演出率开始逐渐走高,目前他留下来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成为了保留曲目。除了切利比达克等个别人物,当代几乎所有的指挥大师都热衷马勒。这也带动了学术研究的热潮,从而形成全球性的马勒复兴,研究名著有法国人格兰热的《马勒全传》四卷本;英国人米凯尔的“马勒研究”多卷本,目前出了三卷;德国人弗洛若斯也有三卷本的“马勒交响曲研究”,等等。


马勒“复活”的原因:预示当代,保留浪漫,包容多元

马勒复兴大约有四个文化缘由。第一,马勒揭示了当代人特有的焦虑、彷徨、不安,1960年代以后人类生存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比如我们当前就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核污染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等,而马勒于100年前就在音乐中写出了我们当下的这种心理体验。第二,听众想在音乐中寻找逝去的浪漫情结,而他的作品刚好符合了这种怀旧心绪。第三,他的音乐追求恰恰契合了1960年代以来音乐风格与音乐文化多元化的倾向。第四,马勒的音响构思特别适合现代音乐的空间可能和录音技术的加工处理。这四个原因统合起来造成了马勒的复兴,但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条,也就是他对当下特别是对后现代社会的预示。

1960年代以来,后工业化社会出现丧失中心、多元共存、风格混杂的矛盾局面。至高权威和共享的理想一去不返,而马勒的音乐则准确预示了后现代文化特质与心理。他的音乐语言相对保守,但表现内涵却与常规审美背道而驰,在组织结构上混杂、冗长,有意识违反逻辑和凝练的常规要求,风格因素混搭,叙述口吻复杂,有时候我们甚至迷惑他是否以丑为美。

当然,这种矛盾也来自他个人的人生经历。马勒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我是一个三重无家可归者,是奥地利人眼中的波希米亚人,德国人眼中的奥地利人,全世界眼中的犹太人,不论在哪里都是永不受欢迎的异乡人。”同时他的职业身份也在不断摇摆,马勒认为自己指挥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作曲。此外,个人的婚姻危机、亲人亡故的惨痛经验等,都使马勒的内心充满矛盾,并在音乐中终身关注生死问题和人生意义问题。



反讽处理在马勒音乐中首次上升为中心范畴

艺术家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能将某种深刻的世界体验与生活态度化为可感、客观的艺术形式,并将其塑造为圆满成熟的风格范畴。风格不仅仅与技术语言相关,更在于作者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而反讽嘲弄是马勒这种独特思绪的体现。反讽也称为倒反或者反语,本来是说话或文学写作时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它最显著的特征是言非所指,甚至,所言的字面意义与实际所指刚好完全相反。马勒独具慧眼地在音乐中开掘和发展了这种手法,对大家习惯的音乐表现手段或范畴进行了颠覆性的反讽处理。

例如他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便充满反讽与扭曲,它源自马勒自己的艺术歌曲《圣安东尼向鱼的布道》。牧师圣安东尼在布道时发现教堂里空无一人,于是就走到河边向鱼群布道,而各类鱼儿居然听得津津有味,只是听完布道后它们依然故我,什么也没有改变。整个故事当然是荒谬的,充满了对宗教布道的反讽和嘲弄。通过特殊的乐器音色处理,特别是通过交响曲的尺度放大,反讽的用法和扭曲的音调比在歌曲中更加凸显和尖锐。又如他的中期代表作《第五交响曲》,没有哪首交响曲的开头如此不寻常。开头乐章是一个“葬礼进行曲”,运用了大量的军号音调,但大有深意的是,这里的军号完全没有胜利的意思,反而是凄厉、绝望、哭嚎,极为悲怆和沉痛,又隐藏着一丝嘲弄。

实际上,反讽在以前的音乐中已经存在,莫扎特、贝多芬、柏辽兹以及李斯特等人都有所涉及,但在这些前人的作品中,反讽往往比较边缘,只有到了马勒才将它上升为音乐表达的中心范畴,并始终关注这一范畴,不断对其加工、深化。马勒的反讽特别体现在进行曲、圆舞曲等传统体裁音调的特殊处理上,并以此深刻影响了贝尔格、肖斯塔科维奇等一些20世纪的作曲家。马勒的反讽往往是对以前音乐元素和当时流行音乐材料的歪曲利用和扭曲处理,和传统有深刻的联系,可以说是用自己的音乐在对以往的音乐进行评论。运用传统材料,但作出自己独特的处理,这正是马勒不平凡处。



马勒的悲愁咏叹带有主观性诠释色彩,是靠近表现主义的晚期浪漫风范

“向死而生”的悲愁咏叹是马勒第二个独特的风格范畴。它有时带着病态的渴望与沉痛的呻吟,而越到晚年这种情结越占上风。他的《亡儿之歌》,呈现了一种马勒式的特别的抒情性。这部伟大的歌集描写孩子死后父母如何感受,沉痛、辛酸,但又无比甘美,从中能感受到作曲家深刻的切肤之痛。令人唏嘘的是,马勒写了这部不吉利的歌集,几年后自己心爱的大女儿真的死于猩红热,真是“一语成谶”!相比反讽的客观性和距离感,马勒的悲愁咏叹更多是主观性的诠释,是典型的晚期浪漫主义风范,而如果强度加剧,就靠近了现代派的表现主义。


《第五交响曲》中的第四乐章,被认为是马勒最富人性的甜蜜梦境,是对妻子阿尔玛的赞美与倾诉。旋律非常好听,柔美而悠长,但优美中又有不和谐的扭曲和渴望性的痛苦。这种悲愁咏叹的风格终于在马勒的《大地之歌》中成就了最好的结晶。《大地之歌》因运用了唐诗对中国人有特殊意义,它把马勒擅长的两大体裁——艺术歌曲和交响曲融为一体,是对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歌的西方读解,将古老东方的悠远意境予以马勒个人化的诠释,营造出一部充满世纪末的悲愁情调但又极具深邃隽永气质的交响杰作。这是一个前无古人、至今还后无来者的歌曲——交响曲,旋律呈散文化的自如流动,乐器音色极具人格化的象征,而乐队音响常常是精致的室内乐化处理。《第九交响曲》则是正视死亡、直面人生的马勒集大成之作,第一乐章写生之眷恋与死之威胁的冲突,尖锐无比,对人性复杂心理的深层刻划可谓入木三分,灵感的丰富性和乐思的无穷变化在这个作品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马勒的地位:接通传统、现代、后现代,是继贝多芬之后的又一个交响曲里程碑

马勒有非常独特的历史地位,我的评价是:他带来了贝多芬之后最重大的交响曲方向转折,也是继贝多芬以后另外一个交响曲的里程碑。他以交响曲作为人生和世界重大命题探索的通道和途径,如生死命题、自然、宗教、爱情、死亡等,并将所有最为复杂的人生体验卷入其中。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能听到人生百态的各种体验,他的音乐极其真切地预示了20世纪人类存在的普遍异化状况。正是正反相加、黑白混杂的矛盾反讽,使马勒的音乐带有了特别的后现代意味,并使他成为当下的同代人。

马勒的整体艺术观念总体上属于19世纪旧时代,基本不属于20世纪,他通过个人努力继承和发展了德奥音乐的两大支柱性传统——交响曲和艺术歌曲。特别是《大地之歌》,完完全全把艺术歌曲和交响曲结合在一起,极为难得。但深究起来,马勒音乐中神经质的扭曲、病态的夸张,以及神出鬼没般的怪诞阴影都直接指向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表现主义。晚一代的勋伯格和他的弟子都非常推崇他。由于马勒在调性瓦解的节骨眼上离世,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朝着无调性的方向前行,但他对这个方向的影响一直都在。马勒的穿透力当然不仅于此,更重要在于他已经成为音乐后现代症候的预告者与指路牌。人们惊讶地发觉,当前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拼贴、引录以及多元风格的手法,马勒在其音乐实践中早已作出了大规模的预示。



通过马勒,我们知道音乐能深度刻画并表达当代人的“生存情状”和“心性质态”

音乐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提供某种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对世界的独特体验?马勒可以作为一个雄辩的例证。对于马勒以及聆听马勒的听者而言,音乐是一种思考生死问题和探索重大命题的途径与方式。这也是马勒自己的话,他说自己只有在作曲的时候才体验,只有在体验的时候才作曲。音乐作为一种非语义、非具象艺术,当然不可能提供清晰而有条理的答案,但马勒的音乐确实深度刻画和表达了当代人的“生存情状”和“心性质态”。

我们可以追问,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完成什么功能?不妨通过马勒来反思这个问题。音乐通常被人们当作娱乐;在学院里,音乐往往被作为一种技艺;同时音乐也被作为彰显其他价值的工具,比如说很多重大的场合一定要有音乐。音乐的多种功能都是现实存在的,但是马勒告诉我们,音乐是严肃意义上的人文现象。它可以表达某种非此不可能存在的、只有通过音乐才能显现的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



音乐意义是一个彼此共生的场,理解音乐有赖于听者建立关联语境并融入人生经历

理解音乐要追问意义,马勒的音乐让人听了不安,这正是他要追求的目标。但音乐的意义不明确而且多解,语言并不能完全表达,这是美学上的著名难题。比如《大地之歌》第六乐章“告别”中的进行曲发展部,英国音乐学者米凯尔就很明确地认为这是死神的昭示。但我却听到,这段进行曲也是马勒自己以及我们听者的人生艰难步履,它时而苦涩,时而威慑,为何我们不能同时将其听为死神和我们自己的行进?我的想法是,在音乐中,意义生成恰恰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共生,或者说音乐的意义是一个广阔的场域,允许复杂而丰富的意义联想与意涵丛生。音乐的强大感染力正在于这种主客不分、彼此通合、雌雄同体的奇妙、独特的状态。

因此,音乐的意义生成就特别有赖于听者的主动融入和解读。主要有两个根本途径,一是建立关联语境。音乐只有放在具体的关联语境中才能知晓具体的意义,而且永远不会固定。途径之二是融入人生体验。听音乐一定要将自己投射进去,比如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很多人生经验就在马勒的音乐中得到了映照。因此,音乐可以说是最当下化的艺术,我们现在谈马勒体验的现在时,就是要将马勒放在当下来听。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的古典音乐中,经典老曲目能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特别原因。我们聆听巴赫、贝多芬、马勒,并不仅仅是在听他们的时代回响,我们也是在听自己的心声。当然,由于每个人所建立的关联语境和融入的人生体验迥然不同,因此音乐理解最终是非常个人化的。

所以我呼吁,要更加关注音乐的人文意涵。音乐家、音乐从业者和音乐爱好者均应从各自的角度关注音乐意义,关注音乐的人文性价值。同时应该进一步培养和加强听众的音乐文脉语境意识,以培育更加健康、丰满和有机的音乐生态环境。

6月18日上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做客文汇讲堂,作《马勒体验的现在时》主题演讲,之后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展开了热烈探讨,严锋以非“马勒粉丝”的身份切入,与杨燕迪进一步探讨了马勒的当代启迪。



嘉宾对话:当代人已经很焦虑了,为何还要去体验充满焦虑的马勒风格

严锋:有人说,理解马勒之难胜过一个高考生去揣摩作文出题者的心理,今天您深入浅出的讲解,对我们理解马勒作品揭示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帮助,我感触很深的是您提到马勒作品中展现的焦虑。但当代人已普遍处于很焦虑的状态,那我们为何还要到马勒音乐中再体验一遍呢?音乐的功能之一是通过宣泄、净化来抚慰我们的心灵,为什么还要强化这种焦虑呢?

杨燕迪:焦虑也是学界对马勒评论的一个关键词。他的音乐确实充满了焦虑,这种焦虑预示出他之后的当代人典型的生存状态。1960年代以来当代人普遍缺乏安全感,缺乏认同,在社会中无所适从。在马勒之前,在音乐中这样尖锐地凸显焦虑的可谓是“前无古人”。巴赫没有,坚定的贝多芬不太有,莫扎特有些许,但风格迥异,勃拉姆斯更是没有。这种对人性的捕捉,只有到马勒才成为很明确的范畴。为何很多人很难靠近马勒,就是因为都在用原来的音乐审美标准评判。

我们判断一个艺术家在音乐史中的定位和意义,终究要看他是否挖掘出了人性中前所未有的一面,我相信文学也是一样的。

至于“焦虑的人再体验焦虑的音乐”,我理解可能就是“以毒攻毒”的艺术魅力。为何要看悲剧?它显然让人不愉快,甚至痛哭流涕,但从美学上说有净化功能、移情功能,我们把生活当作镜子对照、观照时,会对人生有更深切的体悟,从而产生升华带来愉悦。有一次我听俄罗斯指挥家杰基耶夫指挥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曲中遍布极度的绝望,但听完有种发自肺腑的感动、愉悦。所以,人生中丑陋或负面的经验,经过艺术形式整合后能够升华成美的体验。体验马勒乐曲中的焦虑,由此观照我们的焦虑,也是同理。


《大话西游》和马勒风格的某种同构:浪漫原型经历后现代洗礼

严锋:马勒的浪漫有别于古典的浪漫,它混合了焦虑、反讽,各种矛盾、分裂,甚至是黑色幽默的恶搞。这非常有意思:一个浪漫的内核,但里面育有很多新质。听您的解读,我忍不住想起了周星驰的后现代电影《大话西游》。《大话西游》融合了强烈的娱乐、商业、恶搞、无厘头,有拼贴,有神圣元素的拆解重组,但仍有人看一回哭一回,因为其中有特别浪漫的内核,特别是结尾城墙头上至尊宝与紫霞化身的拥抱。浪漫是人类终极的渴望,是永恒的元素,但在今天可能会经过一个后现代的洗礼,这种洗礼看似解构了,甚至有审丑,却反而更能打动人们的内心。而传统的那种严肃的、一本正经的浪漫,今天许多人就感动不起来,像雪莱、普希金,甚至是琼瑶的作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马勒:浪漫主义的旧瓶装了后现代元素的新酒?

杨燕迪:很可惜我没看过《大话西游》,但我能通过你的描述想象那个电影。马勒和周星驰是两个时代的人。马勒还处在朝圣浪漫主义、坚持理想的阶段,虽然对此他高度矛盾,比如他改变过宗教信仰,也谱写了对宗教不敬的歌曲,但他对终极价值和理想依然有所坚持,这一点可能对现代人特别有启示。我认为人性中对终极价值的坚守,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认同是“立人之本”。周星驰为何依然让人感动?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内核。尽管已遭到了极大的瓦解、扭曲,甚至还刻意反讽、嘲弄,但马勒的内核非常清楚,特别是《大地之歌》,包括正面写信仰极为辉煌的《第八交响曲》,他自称是宇宙的音乐。显然他是有所坚持的。从这个意义上,在目前价值碎片化、选择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听听马勒可能会学到点什么。


艺术的很多领域存在阶段性回归,马勒如此,文学、音乐也如此

严锋:可否这样讲,马勒不同于传统的作曲家或作家、画家,他放弃了对作品一手遮天的控制,而把解读的权力下放给听众,因此也加重了后者的负担,造成马勒所谓的晦涩难读。乐迷中分成两派,爱马勒的和讨厌马勒的。我父亲对音乐极度痴迷,但对马勒非常抗拒,这种抗拒可能也是对多元化的拒绝,一方面是由人生经验所决定,另一方面信息无穷的丰富性也可能把我们淹没、淹死,这时是否需要一种清晰性和引导性——回到某种简单性?

杨燕迪:音乐实际上已出现回到简单的迹象了。整个20世纪,从20年代一直到60年代流行无调性,而恰恰就是在1960年代后,跟马勒的复兴完全在同一时期,音乐出现了调性的复兴,出现了新浪漫主义的调性,也出现了包括简约派在内的一种对复杂和混乱的对抗。

严锋:在文学上,无论国内国外,也都有这种回到传统的叙述的趋势,从脱离大众的先锋主义和实验主义,回到故事,回到情节。

杨燕迪:音乐中的这种回潮意义还待观望,是否在多元化的元素里要抓住跟传统有关联的核心?我也在观望,还无法下定论。我是在30岁后才听懂马勒的,因为人生有了一定积累。近年来听马勒,突然发现《大地之歌》符合音乐的一切古典规范,除了他骨子里就有的挣扎、扭曲之外,《大地之歌》是这么传统,特别是第六乐章,极其凝练、集中,他只用很少的动机——一个非常悲切的回音动机,还有一个进行曲的下行二度的动机贯穿全曲,而且结构、调性布局非常匀称。非常有趣!他是一个反叛者,随着音乐风格日趋成熟,人生态度日趋圆满,最后吸收了佛教或者东方文化元素,让自己融入到大自然的复苏里,以此得到永恒。这样的态度,促使他的艺术观念也回归到古典。这种回归是否有种预示呢,我不能肯定。

严锋:在艺术的很多领域都有这样的阶段性回归,我想到1980年代刘索拉非常著名的小说《你别无选择》,里面写了很多矛盾、冲突、分裂,结尾处一个年轻的作曲家森森,打开录音机听莫扎特的C大调交响曲,他感觉阳光照射下来,就流下了眼泪。到1990年代,余华、格非、洪峰等积极实验先锋主义的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回归传统。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倒退,而是在吸收现代手法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重新发现。

杨燕迪:谈这个话题就更能看到马勒和这个时代的贴合,一方面预示了后现代混乱、多元、复杂的状态,另一方面运用传统的音乐语言,又具有浪漫追求,所以就符合了现在回归、怀旧的心理,因此他的复兴有着深刻的合理性。



作者简介

杨燕迪,现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副院长,曾任音乐学系副主任、主任;中国著名音乐学家、评论家。兼任全国西方音乐学会会长、全国音乐评论学会副会长、全国音乐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人民音乐》副主编、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



本文来源于中国音乐学网,原载于2011年文汇报,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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