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垣和他的补土派

杏庐医话及国医脑病论坛2019-06-13 20:31:58

李杲医书,唯《内外伤辨惑论》,为其生前手定。余皆由门人校定。或据其有关资料所整理。

李氏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是人身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突出强调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也。”意思是说,元气虽然来源于先天,但又依赖于后天水谷之气的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元气的不断充盛,生命不竭。从而进一步深入认识到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认为胃气是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人身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而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其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可见,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

基于以上观点,李杲诊断内伤虚损病证,多从脾胃入手,强调以调治脾土为中心。

李东垣认为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精气的输布依赖于脾气之升,湿浊的排出依赖于胃气之降。这样,李氏对脾胃升降作用的认识,从单纯对消化的作用扩展为对精气代谢的作用。

人身精气的转输升降,依赖于脾胃的升降来完成。脾胃的升降作用对人体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如果脾胃的升降失常,将会出现多种病证,“或下泄而久不能生,是有秋冬而没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这里,李氏将内伤病归纳为两种病变,一种是升发不及而沉降太过;另一种是久升而不降,而其根本原因均在于脾胃的升降失常。

这样,脾胃升降失常则成为内伤病的主要病机之一。对待升降问题,李杲又十分重视生长与升发的一面。因为人的健康,生机的活跃,生命的健壮,主要是正气充足的原因。保护正气,必须重视脾胃之气的升发作用。李氏认为,只要元气充足,则百病不生,而元气虚损,多因脾胃之气不升而致。

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

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刺激。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和濡养、协调解决。但他绝对不主张使用温热峻补的药物,而是提倡按四时的规律,对实性的病邪采取汗、吐、下的不同治法。

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

李氏重视脾胃,探讨脾胃内伤病的病因病机,强调了脾胃气虚,元气不足,阴火内盛,升降失常是产生多种内伤病症的病机。因此,在治疗时,李氏将补脾胃,升清阳,泻阴火,调整升降失常作为其治疗大法。

补中益气汤是他创立的名方之一,也是其遣药制方的代表。全方由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归、炙甘草组成。在用药上有三个特点,其一,人参、黄芪、白术等补脾胃之气,以助肺气固皮毛;其二,用升麻、柴胡,引清气上升,助长脾气升发之力;其三,用炙甘草既可补中又可泻火热,以防止阴火炽盛耗伤正气。其中益气升阳为主,泻火为辅,适用于以气虚清阳不升为主者。若阴火炽盛之象较为明显,李杲又补充说:“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

对于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诸法,李杲有时也不放弃,甚至单独应用。但其应用是十分慎重的,认为不可久用,因为寒凉大过,可以耗损阳气。而苦寒太过,更易于伤胃,可导致脾胃更虚。而且非阴火炽盛时,不可选用。

其选用泻火之法的目的,是用泻火之品将炽盛的阴火清降,以防止过炽的火热损伤元气,具有保护照顾元气的作用。选用泻火之品使浊阴下降,又有利于脾胃之气的升发。当然,选用时—般应适当加入益气和中之品,使人身正气有所补充。

李杲在治疗时围绕益气升阳泻火三个方面遣药制方,但具体选用时又根据不同临床表现有所侧重,其目的却是为了保护和恢复元气,使之充盛,体现了其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为健康之本的指导思想。

李杲对脾胃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诸方面,形成了个人独成一家的系统理论,故而后世称其为“补土派”。由于其学说来源于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念义,故后世宗其说者大有人在。

他的门人及后代,不仅有其门人王好古与罗天益,明代以后私淑者更多,如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人,都宗其说,而又各有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李杲的学术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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