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乐日历5.18】倾听马勒,体会“向死而生”!

人人爱乐2019-05-15 13:10:01

5月18日是伟大的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的逝世纪念日,他生于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在民族上却又是个犹太人。身份上的复杂,以至于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一个三重无家可归者,是奥地利人眼中的波希米亚人,德国人眼中的奥地利人,全世界眼中的犹太人,不论在哪里都是永不受欢迎的异乡人。”


后世评说马勒的音乐风格是浪漫主义后期的延续,他前承瓦格纳,后又成为了通向20世纪无调性音乐的桥梁。他善于将浪漫与现代、个性与民族性、通俗与哲理糅合在一起。马勒的音乐在人们看来似乎多是悲情的咏叹,而今天我们纪念他,以下是我们节选转载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与复旦大学中文系严峰教授的对话,希望为您还原一个真实鲜活的古斯塔夫.马勒。



生前双重身份:平步青云的职业指挥家和业余的作曲家

马勒的指挥职业生涯称得上平步青云。1880年他20岁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偏远小城干起,一路经过卡塞尔、莱比锡、布达佩斯、汉堡,最终在37岁时坐上了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兼首席指挥家的宝座,10年后又受聘到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与纽约爱乐乐团。从职业指挥生涯而言,他的一生十分顺利。他在维也纳的10年被称为维也纳歌剧的黄金10年,尽管在此期间他的人际关系并不太好。


因为忙碌,他只好利用歌剧院的演出淡季(夏季)进行创作。他曾在乡间建盖作曲小屋,把自己关在里面,很多作品都在其中诞生。但也因为忙碌,他的作品并不是很多。马勒只写交响曲和艺术歌曲,交响曲一共10部,第10部没有完成,外加一部《大地之歌》。歌曲有50多首,包括《少年魔号》、《亡儿之歌》等著名的声乐套曲。如果出马勒全集,也就是十六七张CD,全部听完只需花20个小时左右。但他的交响曲每一部都是庞然大物,往往一场音乐会就只能演奏一部交响曲,非常考验听众的耐力和耐心。作品生前毁誉参半,身后评价不稳定,去世50年后开始风行。


为什么说有马勒的“复兴现象?


就因为他的作品生前毁誉参半,身后评价也相当不稳定。有人称他是完全不够格的作曲匠。查阅一下资料,20世纪上半叶很多大指挥家都没有指挥过马勒的作品,原因就是不认同或对他有看法。但以1960年他诞生100周年为节点,马勒作品的演出率开始逐渐走高,目前他留下来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成为了保留曲目。除了切利比达克等个别人物,当代几乎所有的指挥大师都热衷马勒。这也带动了学术研究的热潮,从而形成全球性的马勒复兴,研究名著有法国人格兰热的《马勒全传》四卷本;英国人米凯尔的马勒研究多卷本,目前出了三卷;德国人弗洛若斯也有三卷本的马勒交响曲研究,等等。


反讽处理在马勒音乐中首次上升为中心范畴

艺术家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能将某种深刻的世界体验与生活态度化为可感、客观的艺术形式,并将其塑造为圆满成熟的风格范畴。风格不仅仅与技术语言相关,更在于作者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而反讽嘲弄是马勒这种独特思绪的体现。反讽也称为倒反或者反语,本来是说话或文学写作时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它最显著的特征是言非所指,甚至,所言的字面意义与实际所指刚好完全相反。马勒独具慧眼地在音乐中开掘和发展了这种手法,对大家习惯的音乐表现手段或范畴进行了颠覆性的反讽处理。


例如他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便充满反讽与扭曲,它源自马勒自己的艺术歌曲《圣安东尼向鱼的布道》。牧师圣安东尼在布道时发现教堂里空无一人,于是就走到河边向鱼群布道,而各类鱼儿居然听得津津有味,只是听完布道后它们依然故我,什么也没有改变。整个故事当然是荒谬的,充满了对宗教布道的反讽和嘲弄。通过特殊的乐器音色处理,特别是通过交响曲的尺度放大,反讽的用法和扭曲的音调比在歌曲中更加凸显和尖锐。又如他的中期代表作《第五交响曲》,没有哪首交响曲的开头如此不寻常。开头乐章是一个葬礼进行曲,运用了大量的军号音调,但大有深意的是,这里的军号完全没有胜利的意思,反而是凄厉、绝望、哭嚎,极为悲怆和沉痛,又隐藏着一丝嘲弄。


实际上,反讽在以前的音乐中已经存在,莫扎特、贝多芬、柏辽兹以及李斯特等人都有所涉及,但在这些前人的作品中,反讽往往比较边缘,只有到了马勒才将它上升为音乐表达的中心范畴,并始终关注这一范畴,不断对其加工、深化。马勒的反讽特别体现在进行曲、圆舞曲等传统体裁音调的特殊处理上,并以此深刻影响了贝尔格、肖斯塔科维奇等一些20世纪的作曲家。马勒的反讽往往是对以前音乐元素和当时流行音乐材料的歪曲利用和扭曲处理,和传统有深刻的联系,可以说是用自己的音乐在对以往的音乐进行评论。运用传统材料,但作出自己独特的处理,这正是马勒不平凡处。



马勒的悲愁咏叹带有主观性诠释色彩,是靠近表现主义的晚期浪漫风范


向死而生的悲愁咏叹是马勒第二个独特的风格范畴。它有时带着病态的渴望与沉痛的呻吟,而越到晚年这种情结越占上风。他的《亡儿之歌》,呈现了一种马勒式的特别的抒情性。


这部伟大的歌集描写孩子死后父母如何感受,沉痛、辛酸,但又无比甘美,从中能感受到作曲家深刻的切肤之痛。令人唏嘘的是,马勒写了这部不吉利的歌集,几年后自己心爱的大女儿真的死于猩红热,真是一语成谶!相比反讽的客观性和距离感,马勒的悲愁咏叹更多是主观性的诠释,是典型的晚期浪漫主义风范,而如果强度加剧,就靠近了现代派的表现主义。

《第五交响曲》中的第四乐章,被认为是马勒最富人性的甜蜜梦境,是对妻子阿尔玛的赞美与倾诉。旋律非常好听,柔美而悠长,但优美中又有不和谐的扭曲和渴望性的痛苦。这种悲愁咏叹的风格终于在马勒的《大地之歌》中成就了最好的结晶。


《大地之歌》因运用了唐诗对中国人有特殊意义,它把马勒擅长的两大体裁——艺术歌曲和交响曲融为一体,是对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歌的西方读解,将古老东方的悠远意境予以马勒个人化的诠释,营造出一部充满世纪末的悲愁情调但又极具深邃隽永气质的交响杰作。这是一个前无古人、至今还后无来者的歌曲——交响曲,旋律呈散文化的自如流动,乐器音色极具人格化的象征,而乐队音响常常是精致的室内乐化处理。


《第九交响曲》则是正视死亡、直面人生的马勒集大成之作,第一乐章写生之眷恋与死之威胁的冲突,尖锐无比,对人性复杂心理的深层刻划可谓入木三分,灵感的丰富性和乐思的无穷变化在这个作品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马勒的地位:接通传统、现代、后现代,是继贝多芬之后的又一个交响曲里程碑

马勒有非常独特的历史地位,我的评价是:他带来了贝多芬之后最重大的交响曲方向转折,也是继贝多芬以后另外一个交响曲的里程碑。他以交响曲作为人生和世界重大命题探索的通道和途径,如生死命题、自然、宗教、爱情、死亡等,并将所有最为复杂的人生体验卷入其中。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能听到人生百态的各种体验,他的音乐极其真切地预示了20世纪人类存在的普遍异化状况。正是正反相加、黑白混杂的矛盾反讽,使马勒的音乐带有了特别的后现代意味,并使他成为当下的同代人。


马勒的整体艺术观念总体上属于19世纪旧时代,基本不属于20世纪,他通过个人努力继承和发展了德奥音乐的两大支柱性传统——交响曲和艺术歌曲。特别是《大地之歌》,完完全全把艺术歌曲和交响曲结合在一起,极为难得。但深究起来,马勒音乐中神经质的扭曲、病态的夸张,以及神出鬼没般的怪诞阴影都直接指向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表现主义。晚一代的勋伯格和他的弟子都非常推崇他。由于马勒在调性瓦解的节骨眼上离世,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朝着无调性的方向前行,但他对这个方向的影响一直都在。马勒的穿透力当然不仅于此,更重要在于他已经成为音乐后现代症候的预告者与指路牌。人们惊讶地发觉,当前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拼贴、引录以及多元风格的手法,马勒在其音乐实践中早已作出了大规模的预示。



《大话西游》和马勒风格的某种同构:浪漫原型经历后现代洗礼


严锋:马勒的浪漫有别于古典的浪漫,它混合了焦虑、反讽,各种矛盾、分裂,甚至是黑色幽默的恶搞。 这非常有意思:一个浪漫的内核,但里面育有很多新质。听您的解读,我忍不住想起了周星驰的后现代电影《大话西游》。《大话西游》融合了强烈的娱乐、商业、恶搞、无厘头,有拼贴,有神圣元素的拆解重组,但仍有人看一回哭一回,因为其中有特别浪漫的内核,特别是结尾城墙头上至尊宝与紫霞化身的拥抱。浪漫是人类终极的渴望,是永恒的元素,但在今天可能会经过一个后现代的洗礼,这种洗礼看似解构了,甚至有审丑,却反而更能打动人们的内心。而传统的那种严肃的、一本正经的浪漫,今天许多人就感动不起来,像雪莱、普希金,甚至是琼瑶的作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马勒:浪漫主义的旧瓶装了后现代元素的新酒?


杨燕迪:很可惜我没看过《大话西游》,但我能通过你的描述想象那个电影。马勒和周星驰是两个时代的人。马勒还处在朝圣浪漫主义、坚持理想的阶段,虽然对此他高度矛盾,比如他改变过宗教信仰,也谱写了对宗教不敬的歌曲,但他对终极价值和理想依然有所坚持,这一点可能对现代人特别有启示。我认为人性中对终极价值的坚守,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认同是立人之本。周星驰为何依然让人感动?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内核。尽管已遭到了极大的瓦解、扭曲,甚至还刻意反讽、嘲弄,但马勒的内核非常清楚,特别是《大地之歌》,包括正面写信仰极为辉煌的《第八交响曲》,他自称是宇宙的音乐。显然他是有所坚持的。从这个意义上,在目前价值碎片化、选择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听听马勒可能会学到点什么。


艺术的很多领域存在阶段性回归,马勒如此,文学、音乐也如此


严锋:可否这样讲,马勒不同于传统的作曲家或作家、画家,他放弃了对作品一手遮天的控制,而把解读的权力下放给听众,因此也加重了后者的负担,造成马勒所谓的晦涩难读。乐迷中分成两派,爱马勒的和讨厌马勒的。我父亲对音乐极度痴迷,但对马勒非常抗拒,这种抗拒可能也是对多元化的拒绝,一方面是由人生经验所决定,另一方面信息无穷的丰富性也可能把我们淹没、淹死,这时是否需要一种清晰性和引导性——回到某种简单性?


杨燕迪:音乐实际上已出现回到简单的迹象了。整个20世纪,从20年代一直到60年代流行无调性,而恰恰就是在1960年代后,跟马勒的复兴完全在同一时期,音乐出现了调性的复兴,出现了新浪漫主义的调性,也出现了包括简约派在内的一种对复杂和混乱的对抗。


严锋:在文学上,无论国内国外,也都有这种回到传统的叙述的趋势,从脱离大众的先锋主义和实验主义,回到故事,回到情节。


杨燕迪:音乐中的这种回潮意义还待观望,是否在多元化的元素里要抓住跟传统有关联的核心?我也在观望,还无法下定论。我是在30岁后才听懂马勒的,因为人生有了一定积累。近年来听马勒,突然发现《大地之歌》符合音乐的一切古典规范,除了他骨子里就有的挣扎、扭曲之外,《大地之歌》是这么传统,特别是第六乐章,极其凝练、集中,他只用很少的动机——一个非常悲切的回音动机,还有一个进行曲的下行二度的动机贯穿全曲,而且结构、调性布局非常匀称。非常有趣!他是一个反叛者,随着音乐风格日趋成熟,人生态度日趋圆满,最后吸收了佛教或者东方文化元素,让自己融入到大自然的复苏里,以此得到永恒。这样的态度,促使他的艺术观念也回归到古典。这种回归是否有种预示呢,我不能肯定。


严锋:在艺术的很多领域都有这样的阶段性回归,我想到1980年代刘索拉非常著名的小说《你别无选择》,里面写了很多矛盾、冲突、分裂,结尾处一个年轻的作曲家森森,打开录音机听莫扎特的C大调交响曲,他感觉阳光照射下来,就流下了眼泪。到1990年代,余华、格非、洪峰等积极实验先锋主义的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回归传统。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倒退,而是在吸收现代手法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重新发现。


杨燕迪:谈这个话题就更能看到马勒和这个时代的贴合,一方面预示了后现代混乱、多元、复杂的状态,另一方面运用传统的音乐语言,又具有浪漫追求,所以就符合了现在回归、怀旧的心理,因此他的复兴有着深刻的合理性。



(本文转载自中国音乐学网,特此感谢!)


音乐.聆听

1


马勒第五交响曲 第四乐章

新爱乐管弦乐团 指挥:约翰.巴比罗利


2


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 第一乐章

纽约交响乐团 指挥莱昂纳德.伯恩斯坦


3


马勒第八“千人”交响曲 《请造物主的圣灵降临》





诞生与逝世

1892 意大利男低音歌唱家埃齐奥·平扎(Ezio Pinza)生于罗马。自1926年起,他连续22年担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主要男低音,曾扮演过近100 个角色。他以洪亮浑厚的嗓音,良好的声乐训练以及漂亮的扮相和戏剧才能闻名于世。

1911 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chler)卒于维也纳,终年51岁。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乐坛上最重要的一位指挥家,他以独特的风格、炽热的情感和鲜明的形象,准确而深刻地演绎了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斯美塔那、普契尼和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作品,影响深远。

1912 美国流行音乐歌手派里·科莫(Perry Como)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坎能斯堡。以歌曲《摘一颗流星》获第1届格莱美最佳男歌手奖,并于2002年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

1914 保加利亚男低音歌唱家鲍里斯·克里斯托夫(Boris Christoff)生于普罗夫迪夫。他能用6种语言演唱40多个角色,被誉为“夏利亚宾再世”。保加利亚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国际青年歌剧演唱比赛,至2004年共举办了14届。


起图为派里·科莫、鲍里斯·克里斯托夫


首演

1779 德国作曲家格鲁克的歌剧《伊菲姬尼在陶里德》首演于巴黎歌剧院。

1887 法国作曲家夏布里埃的歌剧《身不由己的国王》首演于巴黎。

1897 法国作曲家杜卡的交响谐谑曲《魔法师的弟子》首演于巴黎。


夏布里埃


古典今天

1918 北京大学邀请古琴家王心葵(王露)到校演奏古乐,蔡元培校长莅会并致介绍词。


蔡元培


推荐阅读:

1、【爱乐日历5.17】拉威尔--丑角晨歌

2、【爱乐日历5.16】“维也纳学派三杰”之“谁的生日”?

3、【爱乐日历5.14】你听说过歌剧里残忍而美好的“阉伶”么?

4、【爱乐日历5.13】门德尔松《A大调第四交响曲·意大利》

5、【爱乐日历5.12】肖斯塔科维奇第一交响曲

6、【爱乐日历5.9】“听”那优美的舞姿......

......

(人人爱乐APP是一款互联网+艺术资源整合的教育类APP,以供学习者和爱好者欣赏、学习、展示、交流为目的。人人爱乐还将整合与艺术产业相关的所有资源,如:音乐教学资源、音乐赏析资源、艺术活动资源、艺术家资源、培训机构、留学招生、包装策划、宣传推广等,成为行业内交流、学习、赏析、应用、资源对接及群体交互的一站式艺术全类资源服务平台。欢迎大家下载试用!)

Copyright © 松原古典音乐社区@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