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四重悖论中的马勒

沥姐说2019-04-14 08:40:07

相信所有聆听过马勒《第九交响乐》的人,不管喜欢与否,都会为其末乐章柔板所营造的音响意象而感受到一种久久不能释怀的精神冲击。


作品于1909年秋天到来之前已写就,距其生命大限还有一年多时间,而年轻的作曲家贝尔格,在初次视奏其刚脱稿的第一乐章钢琴缩写稿后,随即于信中对女友说,他从中隐约领略到一种死亡的气息。




从精神层面看,死亡不仅仅是一种瞬间的生理现象,它倒像一个事件,有其萌芽、发展以至终结的过程。贝尔格的感受自非未卜先知,这除了对音响象征有着音乐家本能的敏感外,他对马勒的病况,相信亦必有所闻。但不管如何,其音响中蕴含着某种生命信息却是可信的。至于说这部作品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死亡体验,那倒也未必,也难以自圆其说。


我以为,与其探寻作品所表达的确切内容,倒不如关注该作品是在何种际遇、何种状况下写就的,作曲家为何要营构这种音响意境,它又意味着什么?既然要着眼于此,我们就只能从作曲家其时的生活际遇与精神状态的把握入手。


在众多有关马勒生平的文献中,最被人们关注的,显然是其遗孀阿尔玛·马勒1940年写就的《忆马勒》,以及稍后才公开的马勒《马勒致阿尔玛书信集》。




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文字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的,除了书中有不少夸饰外,还有许多不足与外人道的信息被删削。尽管对此书中所提供的许多历史信息疑窦重重,也尽管阿尔玛在此向人们提供的,也仅仅是马勒给她的书信,而有意略去了他写给马勒的信,但几乎所有马勒传记,还是大量引用了其中的文字。


确实,在马勒婚后十年间的许多生活际遇与精神状态方面,她所提供的信息,却是外人所无法洞悉的,她毕竟向人们展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马勒。


马勒的最后十年,是在悖论中度过的,而这些悖论,一是表现在社会,二是表现在欲望,三是表现在家庭,四是表现在生命大限之前。



马勒与阿尔玛


首先是19世纪末欧洲普遍复燃的反犹情绪始终笼罩着他。尽管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经过20年的奋斗,马勒在事业上已获得巨大声望,甚至受聘为奥匈帝国维也纳皇家歌剧院院长与音乐总监这一要职;也尽管他从小便受德意志文化熏陶,出道后也以弘扬德意志音乐为职志,甚至还公开放弃了犹太教,皈依天主教,但他依然在德意志文化环境中,日益感受到种种对犹太人的不信任与妒忌。


也正是在他所服膺的德意志文化中,产生了最具灾难性的种族理论。他曾说过:“我在三重意义上来说,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在奥地利人眼中,我是波希米亚人;在德国人眼中,我是奥地利人,而对于世界。我则是犹太人。到任何地方,我都是不被接纳的客人,绝对不受欢迎。”此其悖论之一。




在早年的经历中,从卡塞尔到布拉格,从莱比锡、布达佩斯到汉堡,他总是为其在事业上受制于人而深感屈辱。而到维也纳之后,他又为自己作为一个作曲家,与作为皇家剧院的行政管理者兼指挥所面临的矛盾而苦恼。作为行政管理与在音乐上具有绝对权力的主宰者,繁复的行政事务与排练和演出,一方面给他带来权力的满足感,与实现自己阐释意图的自由和写作欲望,但另一方面,也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与时间。


他只能在夏天的假期,并带着焦虑去写自己的作品。固然,作曲的过程,总能让他体验到一种幻想与激情的陶醉。不过,单靠作曲为生,他尚无把握,因为,他的音乐反对者,远多于赞赏者。这种困惑,到美国后依然如故。此其悖论之二。



马勒的作曲小屋,他喜欢躲在这里安静地作曲


在家庭生活方面,无论从气质、姿色到才具,阿尔玛都堪称维也纳名媛,其与马勒的结合,本就令身边的人大惑不解。更何况,新婚燕尔,马勒便剥夺了她的作曲自由。




事实上,结婚不久,小鸟依人而又感情细腻的阿尔玛,已在马勒与日俱增的光葷中,渐渐感受到一种隐隐的隔阂。两人长期分室孤卧,阿尔玛自觉不过是马勒的驯服宠物,而非人格平等的爱人。




虽然她偶尔能从他那些获得演出成功的作品中分享到片时快乐,但很难说是幸福,因为,在马勒写作过程中,她所忍受的孤寂、委屈甚至颤栗,以此是不足补偿的。直到长女病逝,这种积怨终于爆发出来了。



马勒与阿尔玛的两个女儿


至于几年后,她与建筑师格罗庇乌斯邂逅所引发的婚姻危机,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马勒直到此时才深感内疚。此后,他写给阿尔玛的那些狂热并充满忏悔的信,总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这只表明了他内心的恐慌,而这种恐慌,从此伴随他直到生命的终结。他以为,他爱阿尔玛,而阿尔玛何以背叛他,此其悖论之三。



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庇乌斯


艺术家因其天性,对预期的灾难有着百倍于常人的敏感与恐慌,更何况正处于创造力极旺的盛年。马勒从1907年夏天便确知患有心脏病的诊断。此后几年,他已将事业重心转向远离反犹氛围与伤心之地的美国。


在那里,他一方面希望通过高额薪酬,换取几年后充裕的作曲时间;一方面又力图通过繁忙而又充满激情的指挥工作,与有限的假日创作,驱散心灵中那个催魂的幽灵,但过多的职务与频密的演出,以及休假时不懈的写作与额外的演出,都在急剧消耗着他的生命力,两年后,他终于病倒了。




但无所作为的躺卧,非但不能减缓他的焦虑,而越是这样,他越渴望投入音乐,以拯救自己,但所有努力只能加速其消耗,到1911年2月底,他终于彻底放弃所有音乐活动,但他的创作欲望却继续在燃烧,直到五月中大限之期。此其悖论之四。


作为一个凡人,无论怎么说,他都是自傲与自私的,阿尔玛与他结合是一场悲剧。而作为一个作曲家,他能领会音乐中有着某种自我拯救的力量,但他却没能像贝多芬晚年那样,卓有成效地通过自己的音乐,为自己建构一个安抚灵魂的天国。


但他也不是刻意地通过自己的音乐来表现内心的痛苦,只是那种不期而至的痛苦幽灵,总在骚扰他,这使他无论在何种状态中,都有无所适从之感。



斯坦因巴赫·阿特湖畔的马勒作曲小屋


而《第九交响乐》末乐章那个柔板,其开端那个哀感顽石的短小导入动机,和随后在多线性层叠网络中徐徐展衍的感伤主题,以及继而掀起的一大片声振林木而又时值绵长的音响高潮,这些音乐意境,作为一种象征,它仿佛向人们流露出一种驳杂的困惑与焦虑。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乐章所表现的正是这些确切的非音乐内容,但通过阅读阿尔玛的回忆录与书信,确实为人们理解其精神内涵,提供了一种参照系。事实上,只要读过这些文字,在聆听其音乐时,那些储存于脑际的非音乐信息,总会作为一种联想材料影响着人们的感知,并使人们通过这种主动的联想参与,深化人们对音响动态的感受。



文:邓希路         图片 、配乐: 王沥沥

本文作者


邓希路:著名音乐学者,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南粤优秀教师”,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常务理事,多年来致力于西方音乐史与音乐阐释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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