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明:福楼拜的美学判断:布尔乔亚的庸俗和浪漫主义的误区

何寒冰2019-12-03 16:45:02

福楼拜的美学判断:布尔乔亚的庸俗和浪漫主义的误区

福楼拜笔下的“小资”,或以庸俗当光荣,或拿无能作专业,嘴脸市侩却招摇过市,话语无知仍雄辨滔滔。天性浪漫的爱玛?9?9包法利,一心要超越庸俗,却将高尚与庸俗混淆,被布尔乔亚一次又一次诱骗,在布尔乔亚的世界里堕落。 
   
  一 
   
  “小资”这几年在国内时尚了,自称“小资”,被称“小资”,全都“资资”有味。 这无非是轮回的时尚。“小资”(小资产阶级),字面字意,就是欧洲人说的“布尔乔亚”(the bourgeois) 。19世纪的欧洲,“布尔乔亚” 借了启蒙运动的“进步”话语也时尚风行了一时。然而,历史风云冉冉霏霏,如今布尔乔亚人还在,字也在,光环已不再。翻开外文词典,“布尔乔亚”如今的词义之一,直指庸俗、市侩、毫无审美情趣的人和事。 
  法文的bourgeois或 bourgeosie ,可能来源于意大利语的 borghesia,前缀 borgo 即“村镇”,因而bourgeois 最早指村镇上的居民,稍后又指大商小商、手工匠人、靠租金遗产或其他闲钱而碌碌无为的阶层 ;中世纪bourgeois成为“中产阶级”的同义词,指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广大社会阶层。到了现代,语义进一步演变。在推翻封建秩序、为自由贸易迅速发展开辟道路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布尔乔亚是主要社会力量 ; 19世纪以后,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在欧洲逐渐消退,暴发的布尔乔亚起而代之;启蒙运动以来建立的“现代”价值全面保护了布尔乔亚的利益,布尔乔亚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兴阶级。马克思将布尔乔亚纳入现代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范畴。不过,在通行的话语中,“布尔乔亚”保留了前现代的某些涵义 (如靠闲钱碌碌无为的人),同时又指统御现代社会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群体特征。 因此,“小布尔乔亚”(petty bourgeois) 和“布尔乔亚”(bourgeois) ,在欧洲通行话语里并无区别。 
  19世纪,布尔乔亚风气日盛,其贪婪、狭隘、庸俗和保守的恶品质渐渐显露。欧洲文学开始对布尔乔亚做审美的评判。莫里哀、波德莱尔、福楼拜等文学大师的笔下的布尔乔亚不仅庸俗、无知、贪婪,还言必称进步、科学、光明,给自己披上光荣的外衣,俨然是“现代”的化身。 
  美学判断剥去布尔乔亚的光荣外衣,恰好填补了对布尔乔亚的其他现代性分析(如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不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这一方面有深刻的解析,影响尤为深远。福楼拜严谨的美学判断,更是一石二鸟,同时击中布尔乔亚和浪漫主义的要害。 
  福楼拜笔下的“小资”,如郝麦、查理、勒乐、罗道夫、立昂等等(Homais, Charles, L’heureux, Rodolphe, Leon etc.),或以庸俗当光荣,或拿无能作专业,嘴脸市侩却招摇过市,话语无知仍雄辨滔滔。天性浪漫的爱玛?9?9包法利,虽然不甘于此,一心要超越庸俗,却将高尚与庸俗混淆,被布尔乔亚一次又一次诱骗,在布尔乔亚的世界里堕落。爱玛一心超越布尔乔亚却沦陷于布尔乔亚,是《包法利夫人》最大的反讽 (the ultimate irony)。 
  “Emma Bovary, c’est moi,”(爱玛?9?9 包法利, 就是我)。福楼拜这句话和他的《包法利夫人》联系起来解释的意思是:作者剖析爱玛的浪漫情感错在了哪里,是对自己的浪漫情感的清理。《包法利夫人》之后,摒拒浪漫的幼稚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福楼拜之后的小说”也成为现代小说的同义词。 
  理清浪漫情调之同时,《包法利夫人》还通过布尔乔亚(尤其是郝麦)人物的塑造,置疑了启蒙运动兴起的所谓“光明而进步”的现代观。这一点上,福楼拜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殊途同归,均以美学来判断现代化中的问题,呈现出现代文学和现代化的不等式。 
  何为美学判断?发问已经有一点傻,再作答更是有一点憨。健全的文化已习惯运用美学判断,再去解释似乎多此一举;而文化不甚健全,或已疏于美学判断而习惯了别的什么判断,再重提就说来话长,话很长。就解读《包法利夫人》的需要而言,以下试对美学判断做几点说明,其实都是常识,赘言之处在所不免。 
  美学(aesthetic),即艺术的感染力(不仅仅限于美与丑),没有功利目的,使人受到感动而获启示之后,进而判断。美学判断因此是不直接判断的判断。 
  木心写《论美貌》今习以喻美学。他说:”美貌无为,无目的,使人没有特定的反应义务的挂念,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其实是被感动” (木心,1页)。当然,木心的《论美貌》起承转合远不止于此句话,但是引用他这一句,也可以说明美学的基本理念。 
  其二,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以艾略特为现代的例子)形成的共识,认为文学的美学性融于形式,见于形式,而文学形式又首先意味着文学的特征是虚构。文学有生活和历史的依据自然不错,但文学并不是现实的镜像,并不“反映”现实 ,而是文学家用想象力对生活素材加以组合和虚构,传达对生命和历史的某种感悟。 
  去张家界游览,不难明白那里的山水,要三分看,七分想象。其实,何止张家界,中国人和中国山水,没有例外地因虚构而相关,相关的不相关的都相系相关了。 
  亚里士多德也清清楚楚地说过,戏剧模仿的未必是发生过的事,而是有可能发生的事,遵循的是可能性和需要性法则(laws of probabilities and necessities)。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又说,对生活的观察是第一层想象(primary imagination),对生活的重组是第二层想象(secondary imagination),第二层想象才是艺术,亦即虚构的艺术。艺术的真实不是指叙述的人或事是否当真发生过,存在过;艺术的真实,在于它的叙述编排能否给人以感动、震撼、启示的美学经验,是否透出历史和哲学性的真知灼见。 
  说《包法利夫人》是虚构的,当然也毫无贬低之意。俄裔文学家纳博科夫(Nabokov)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时讲过《包法利夫人》,开场白直截了当:”爱玛?9?9包法利这女孩儿从来没有存在过:《包法利夫人》这本书却将永远永远地存在。一本书要比一个女孩儿的寿命长得多”(Nabokov, 125页)。《包法利夫人》的虚构,指小说里的喻说链、人物、事件、人与事的关联、叙述的顺序以及心理描写等等一切,都是福楼拜先生想象力的产物。 这本小说因其形式的完美称著于世,然而完美形式和深刻思想密不可分,我们了解小说的形式(故事是怎样讲的)和我们了解小说的内容(为什么这样讲故事)也密不可分。 
  其三,美学判断是比其他判断更复杂也更高段的判断。它深入生命的欲望,融化感性、理性、意志力、想象力为一体形成艺术感动(美),以此评判是非、善恶、高下。美学判断的复调使它优于理性判断的单调。它超然于日常的功利目的,以生命的丰富多样为愉悦的根本,又反衬出道德判断的狭窄格局。康德穷其一生,写了三个批判(critique, 或可译为:“研究”):《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即宗教、社会道德等理性)、《判断力批判》(即,美学判断)。最后,在他写第三个批判时,得出对美学判断上述的结论。尼采将柏拉图摒弃的美学重新引入哲学,也有相同的意思。 
  如此概括尼采和康德,无碍取其精粹却稍显不足。不妨将他们的意思铺展开来:伟大有如福楼拜的文学家是更高段的思想家,他至少像哲学家那样有思想,却不愿意像哲学家靠逻辑演绎思想观念,而是将深刻的思想转换为感性的经验,以生命现象的复杂来丰富我们的思想。如果说哲学家追求一泓泉水那样的清澈,同样的清澈若增加千百倍的厚度则是大海的深蓝,文学家看重的是大海的蓝色所代表的厚重;而大海腾起的浪花,那是深厚的美学判断激荡时的清澈。由于美学判断的深厚,它在别的判断(如道德判断)激昂陈词时推迟判断,将我们已有的评判体系复杂化,促使判断力成熟。 



  在理性判断、道德判断画下句号的地方,美学判断常常画下一个问号。不是不答,是以问为答。或者,问而不答,拈花微笑。 
  读《包法利夫人》,渐渐察觉福楼拜的美学判断提出许多不易回答的问题:查理,忠实于爱玛,循规蹈距,为什么不那么可爱?不被爱玛所爱? 爱玛的追求真的是激情而高尚?一个高尚的人怎能屡屡犯错,一步步堕落?郝麦这样的市侩,为什么是小说中最成功的人?为什么一再重复的窗口、剧场、教堂、马车、花园、木鞋和盲人等等,每次令人若有所思,尔后又令人另有所悟?一个描写堕落的故事为什么却给了我们道德说教所不能给予的那种崇高的力量? 
  其四,美学有各种各样,可互补,之间亦可有张力,有排斥。看重生命之力的美学,看轻自怜自恋的情感,视之为不美。福楼拜并非不欣赏浪漫美学的激情和想象,但他左看右看,到底看出浪漫的误区,也就超越之形成新的美学。 
  各类美学的高下之分,要靠健全的美学评论机制,承前启后的研判。幸好西方的美学史思想史,项背相望,篇章分明,各种美学都有争论,都有评判,形成比较公正的共识。幸好如此。 
  怎样阅读也属于美学的范畴。每个读者读什么,怎样读,自有其取舍和好恶,和书本身的品位可以有关,也可无关,有意无意之间也就给自己的审美情趣做了评判。福楼拜仔细描写爱玛的阅读习惯,也是回答美学判断中的高下优劣的一种方法。 
   
   
  二 
   
  《包法利夫人》的结构已经透露福楼拜美学判断的意向。小说从查理开始,引入布尔乔亚的主题,也结束在查理、布尔乔亚。爱玛的故事在这样一个画框似的叙述(a frame narrative)里展开。 
  先说结尾再论开头。 小说结尾时,查理死去,包法利家所有财产变卖之后,仅剩十二法郎七十五生丁,包法利夫妇的女儿小白特被远房姨妈送到一家棉织厂当童工;查理死后,药剂师郝麦再找不到另一个无能的查理由他摆布,永镇连续来了三个医生都被郝麦设计挤走,这之后,他在永镇的“主顾多到不可再多,当道纵容他,舆论保护他”。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他[郝麦]新近获得了十字勋章”(401页)。郝麦是书中布尔乔亚的焦点人物,福楼拜以他的成功结束小说,意味深长。 
  小说从同样是布尔乔亚的查理开始。查理其人,无情趣无头脑无主见,体态笨重地跟在习惯性的意见后面踯躅。虽然他没有郝麦的奸诈,但是他们共有无能的本质。包法利夫妇先安家在道特 (Tostes, 小说第一部份),搬到永镇(Yonville,小说第二、三部份)之后 ,郝麦的“帮助”更使查理的无能达到极致。爱玛嫁给查理,而查理受制于郝麦。爱玛的人生就这样被“框”在查理加郝麦的布尔乔亚庸俗共同体里面。爱玛红杏出墙,并非全然是自身弱点,也有布尔乔亚的人物和文化对她引诱的原因:勒乐、罗道夫、立昂,布尔乔亚文化所产的廉价浪漫小说。 
  不少读者 (我想到在美国大学执教遇到的一些学生) 认为查理爱妻子,忠实于她,事事迁就她,查理没有错,错就错在爱玛不守妇道。(用汉语的说法,查理戴了“绿帽子”) 。 这是出自维护婚姻制度的道德判断,但是它对查理、爱玛都评判得太快,太轻率。 
  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未必就是道德的,用它来思考生命的复杂常常有欠准确。 
  福楼拜向我们介绍查理,采取的是美学判断。小说第一句就把少年查理带到我们面前。中译本中李健吾的译笔首屈一指。李译本第一句是这样译的:“我们正在温课,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穿便服的新生 ……”。 
   
  英译本中首推马克思的女儿埃莉诺(Eleanor Marx Aveling)初译又经耶鲁教授保罗?9?9 德曼(Paul de Man)润饰的诺顿定本。埃莉诺/德曼译本和李译本有细微差别。英译本是这样的:“We were in class when the headmaster came in, followed by a new boy, not wearing the school uniform ...”(5)[划线部份直译为中文:一个没有穿校服的新来的男孩]。 
  但是,原文的第一句显然有不可译的成分,而这个不可译,对小说却至关重要:“Nous6tions a l’6tude, quand le Proviseur entra, suivi d’un nouveau habill6en bourgeois ...”法文划线部分(请与中、英文的划线部分比照)可直译为:“一个布尔乔亚式穿戴的新生”。 
  要点是法文“habill6 en bourgeois” 一语双关: (1)穿着平常普通;(2)以布尔乔亚方式穿戴。第2个涵义点出了主题,直译出来却有碍小说叙述的平实口吻,李健吾于是选择 (1)牺牲(2),决定给查理“穿便服”,埃莉诺/德曼做了相同的考虑和抉择,让查理“没有穿校服” ,也对。然而, 福楼拜这里用字煞费苦心,显然不是关心查理当天穿便服或穿校服,而是为了验明查理的正身就是布尔乔亚。此外,“nouveau”也是双关语,指“新生”或“新来的男孩”,也指“新人”,即暴发致富的布尔乔亚。 
  帏幕拉开来,第一个登场的是布尔乔亚。我们对这个“新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比别的孩子慢了不止半拍,表面的沉稳难掩他的怯懦,听讲的认真也并非是听得入了迷,连周围的孩子都看得出他无法进入状况。 
  老师问查理的姓和名,他“以一种口吃的声音,说出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李译本,)。再问,“新生下了最后的决心,张开一张老大的嘴,好像叫唤一个什么人,拼命喊出这个字:查包法芮”。他无法清清楚楚说出自己的名字:查理?9?9包法利。同学哄堂大笑。连老师也似乎有取笑他之心,让他回家抄写拉丁字 ridiculus sum(形容词“荒谬的”+ 动词“是”)二十遍。从小说的整体来看,老师和同学的取笑是预言:查理含混喊出自己的名字那一刻,已经宣告他一事无成的命运;他一辈子都在抄写 ridiculus sum,远远不止二十次。 
  高高的个儿,样子不错,但查理却有一种发自深处的丑陋。福楼拜一开始就认真着墨,描写查理小心翼翼摆在膝盖上的那顶特别的帽子。这顶帽子,查理“布尔乔亚式穿戴”的一个具体细节,是复合式的,“可以在其中找到熊毛、浣熊皮之类的东西,含有圆筒军帽、硬壳礼帽、软睡帽的成分,总之,属于令人生厌的那一类东西,愚笨的丑陋表达得如此有深度,活像一张蠢人的脸。帽呈卵形,鲸骨撑开,先是三道滚条沿边,然后是一个一个丝绒和兔子毛的菱形,用红带子隔开,往上去像个口袋,顶部是硬纸板的多角形,覆盖一层复杂的织绣,垂下一条细细的长绳,用金线拧成几股,而不用流苏。新帽子;帽顶烁烁闪光”(李译本,童明修改)。 
  呜呼,复合帽!哀哉,布尔乔亚!这顶帽子不伦不类,杂乱无章,一层又一层毫无意义的重叠。 制帽人费尽心机要讨好,表达的却是“愚笨的丑陋”,“活像一张蠢人的脸”,一开始就是不祥之兆。 
  福楼拜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其实什么都说了。 
  如果丑也有内涵的话,那就是审美情趣的匮乏,精神生活的贫困。(进一步,福楼拜有可能这样解释。) 
  如果福楼拜讲汉语的话,他也许还会说:我没有给查理戴绿帽(那是他自己的事),我送给他的只是一顶复合帽,而且,算不上是送,那帽子本来就是他那个家族的产品。(查理的母亲是一个“帽商” 的女儿。) 
  福楼拜或许还会说:复合帽不仅是顶帽子,而是“布尔乔亚式穿戴”的一个具体细节,是布尔乔亚特征,还有包法利夫妇婚礼上的复合式蛋糕,布尔乔亚社会复合式的话语,等等,都是复合帽的再现。 




  遇见爱玛之前的查理,已经是布尔乔亚。他的母亲爱上他的父亲的相貌,不顾一切嫁给他。这个 “帅哥”的父亲,说大话,爱挥霍,一辈子靠老婆的家产养活,一辈子没干过正事儿;父亲凭他自己 “男性的儿童的理想”教儿子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性格温和”的查理完全不得要领。 母亲则过份宠爱儿子,袒护他所有的毛病。 
  查理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平庸,念医科的时候更是力不从心,于是旷课、下酒馆。查理的医生考试完全失败以后,他拼命复习拿到“卫生官”(officier de sant6)的证书。查理日后行医的正式头衔是“卫生官”,而不是“医生” ;他只能在小镇上行医,处理简单的医疗情况,经常开的处方是:镇定剂、催吐剂、洗脚(footbath)、放血。凭他的能力本来是不可能有工作的。查理毕业后,他的父母在道特镇 (Tostes)给他买下一间诊所,因为那里只有一个快死了的老医生,没有竞争对手。接着,他们为他物色到一个媳妇,一个有1,200法郎年收入的四十五岁的寡妇,她“一把干骨头,脸上的肉牙多得像春天的树牙”(9页),查理对她言听计从。小说开始不久,第一任包法利夫人就一命呜呼了。爱玛,小说的主角,是第二任包法利夫人。 
  这就是查理。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他会完全忠实于爱玛。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他和他所处的社会完全和谐一致,和所有的布尔乔亚一样毫无创意。似乎也有“例外”的举动。爱玛服毒死后,尽管家境濒临破产,查理坚持用套棺和最昂贵的礼仪安葬爱妻,可说是他一生唯一浪漫的作为。我们惊讶之余,不免疑惑:查理要用套棺的创意是否也来自他的复合帽? 
   
  三 
   
  爱玛之美,不仅是她的女性风韵,而且她富于梦想的性格有一种朦胧的精神追求,这使她有别于布尔乔亚,有别于她的丈夫。 
  爱玛和查理在一起,反差强烈。爱玛随时有内心的冲动,查理的温和则像一潭死水。婚后不久,爱玛心里就明白,她根本不爱查理。但是在女性不能提出离婚的19世纪,她只好继续扮演包法利夫人。罗道夫引诱了她之后,爱玛曾幻想和他私奔,走出和查理的婚姻。罗道夫抛弃了她之后,她放弃了再婚的念头,满足于和立昂偷情,越来越堕落。当然,引诱她的不止这两个人:郝麦用流行的话语使她产生新的幻想,勒乐用赊账的方法引诱爱玛买下许多衣服饰物,最后逼她走上绝路。 
  单凭故事摘要,仍然会误认这是廉价小说的情节。其实,爱玛这个人物体现了福楼拜美学判断最复杂的一面。 
  首先,爱玛受诱惑的故事,如果用互为文本的解读(intertextual reading),可彰显福楼拜美学追求的严肃。福楼拜的小说至少引入两个经典文本,和爱玛的故事编织在一起:(1)圣安东尼的诱惑; (2)希腊神话普绪喀。 
  圣安东尼(St. Anthony):公元四世纪一位僧侣,他为宗教精神而禁欲苦行,终于圣化,成为僧侣寺院修行生活的榜样。福楼拜将圣安东尼苦行时受到的诱惑,喻为人类精神升华时要经历的种种诱惑,写成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爱玛追求的精神层面和她受诱惑的故事与《圣安东尼的诱惑》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爱玛的追求也好,诱惑也好,都发生在布尔乔亚世界里。诱惑她的是她终于不敌的各色现代魔鬼。 
  普绪喀(Psyche):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精神化身,又被视为女性灵魂的化身。普绪喀本是凡间女子,她的美貌使维纳斯(Venus)女神嫉妒。维纳斯使计,安排普绪喀和厄洛斯(Eros,爱神,维纳斯之子)在黑暗的宫殿相会。普绪喀在黑暗中爱上厄洛斯并嫁给他,却始终看不见厄洛斯的面孔。她趁厄洛斯熟睡时点起蜡烛偷看,不小心腊油滴在厄洛斯脸上,厄洛斯惊醒后逃逸不知去处,宫殿也消失。普绪喀到处寻找丈夫,历尽艰辛,终于和厄洛斯团聚。 
  福楼拜的读者常会问:爱玛到底要什么?提问的人其实心中各有标准,各有答案。可以肯定的是爱玛不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女人;她会理家,却不会理财,这符合她的浪漫性格。 查理也确实给了她小康的生活,但是查理绝不是她的精神伴侣。爱玛的婚姻是她的父亲卢欧老爹撮合的,她也曾将梦想寄予查理和婚姻。婚后,她和查理的夫妻生活越亲密,越感觉两人的鸿沟无法逾越。如果查理的“视线有一次和她的思想遇到一起”,她会从心里“涌出滔滔不绝的语言”(李译本,41页),可是,“查理的谈吐和街上的走道一样平板,人人的观念穿着日常的衣服在上面熙来攘往”(李译本,41页,童明修改)。爱玛希望丈夫能给她精神的启迪,可是“这个人呀,他什么也教不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希望”(李译,42页)。爱玛于是想象“那另外一种生活,那未知的丈夫”(李译,44页,童明修改)。 
  谁是那“未知的丈夫”的原型?厄洛斯。那么,爱玛是普绪喀也不言而喻。不过,爱玛是现代版的普绪喀。爱玛的追求,初衷和某些特征和普绪喀相同。不同之处:普绪喀找到了厄洛斯,爱玛并没有。 
  起初,爱玛对“未知的丈夫”的向往是精神性的追求。 起初,即爱玛的少女时代,她在修道院接受早期教育的时候。那时,她的“未知的丈夫”是天上的王子,耶稣基督是他的名字。耶稣是让爱玛产生超凡之爱的第一人。在耶稣的形象,在修道院,农夫的女儿爱玛找到的未必是宗教,而是精神性追求和激情的表达方式,那里的气氛恬静而高亢,宗教礼仪徐徐演示生命的狂欢。她“渐渐沉湎于圣坛的馥郁,圣瓶的鲜冽,腊炬的光耀所散发的神秘的慵逸。她不谛听弥撒,看着天蓝镶边的圣画,爱着生病的羔羊,利剑穿过的圣心,爱着可怜的耶稣倾踬在十字架上…… 为了多逗留一些辰光,她编造一些小小过失去忏悔,跪在阴影里面,双手合十,脸贴住栅栏,听牧师呢喃。布道时候常常说起的比喻,例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爱人和永生的婚姻,在她灵魂的深处激起意想不到的甜美”(李译,35-36页,童明修改)。 
   
  四 
   
  爱玛有诗意情怀,也善于美的编织。 只是用浪漫这种织针,也会织出别的东西,比如说,复合帽。 
  至少在本能上,爱玛厌恶庸俗。 立昂第一次和她对话的时候,想顺着她的想法说,骗她上手。 立昂说,他格外喜爱诗人,“觉得诗比散文温柔,比较容易感人下泪”。立昂一谈诗,立见其浅薄。爱玛虽也有浅薄的一面,她接下来的话,却道出她和立昂之类人的根本不同:“我憎恨平庸主人公中和的感情”(李译本, 88 页)。 
  那么,爱玛的判断为什么一错再错,错到连性命也丢了? 
  纳博科夫快人快语:“一个浪漫的人,精神和情感上生活在不真实里,可深刻,可肤浅,取决于他或她思维品质之高下。而爱玛……有一个浅薄的头脑”(132页)。纳博科夫前一句话是对的;他的后一句也许道出了爱玛的表症,分析却失之粗糙。纳博科夫把爱玛和郝麦相提并论,更显粗糙。所谓粗糙,相对于福楼拜美学判断的细腻。 
  “浪漫”也是个语义复杂的词。纳博科夫提供了一个可算是准确的最基本的定义:“(浪漫)以梦想的、想象力的思维习惯为特征”(132页)。 
  浪漫的这一基本特征是艺术创造的基础。没有浪漫也就没有艺术。 
  同样,没有想象力的人,庸俗。没有形上生活的文化,苍白。查理、郝麦、布尔乔亚,正是如此。 
  福楼拜的美学判断肯定浪漫这一基本特征。然而,福楼拜也看到浪漫主义是把双刃剑。他叙述爱玛的浪漫导致盲目和堕落的详细过程,揭示浪漫主义的误区,对美学判断做了现代性的更新。简言之,有两点更新。 
  其一,福楼拜置疑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性追求。仅以《洞穴讽喻》(Allegory of the Cave)为例,柏拉图把现实、肉体看作洞穴里的黑暗,主张只有走出洞外,才能看到光明,实现理想。柏拉图喻现实、肉体为黑暗,喻精神、理想为光明,听起来很有道理,于是这个二分法一直被当作真理。到了19世纪,柏拉图的这种哲学思想陷入危机。现代思想认为,现实和理想,肉体和精神,不可一分为二。爱玛的浪漫想象,到了看不清现实逃避现实的地步,也陷入柏拉图哲学式的危机。福楼拜的现代美学判断,显然有纠正柏拉图纯精神说的意图。 




  其二,浪漫情调,如果没有自主生出的清醒,会被别的力量绑架,因而变质甚至堕落。这种情形走入极端,简直是”魔鬼附身”。 
  第一点比较容易理解,第二点需要解释。可借用基拉德 (Rene Girard)的理论说明。 基拉德研究欧洲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发现里面有一个关于“欲望”的美学法则,称之为“三角欲望”。“欲望”在欧洲语言是个中性词,包括情欲却不限于此,它的基本意思是想要什么,追求什么。欲望的规律并不简单。“我爱你”,如果是发自内心的欲望,可用直线表述:我━━你。 这是“我”或你我双方能自主时的欲望。但是,如欧洲经典作品所示,当一个“媒介” 出现而左右“我”对“你”的欲望的时候,欲望过程应该用三角来表述: 
   
  我的欲望通过虚线到达你 ,就不是我自然而然的欲望,而是别人的欲望在替我欲望。 
  用一个日常的例子说明。我本来对某一款的领带根本不感兴趣,但是天天看这款领带的广告,于是我也想要买一条。领带的广告就是我欲望的媒介。我买领带的欲望是媒介所左右的欲望。 
  媒介可以是广告,也可以是书籍、报刊的讯息、通行的观念、流行的叙述,总之是别人的话语左右着我的欲望。 
  欲望媒介可以简单或复杂。爱玛的媒介较为复杂。爱玛喜欢和自身环境相反的东西,比如生活在乡村反而向往大海的狂风暴雨,这是她的欲望中较自然的那一部分。不过,爱玛爱读书却不是个好读者,有时甚至是很不好的读者,她的欲望因此易于受媒介左右。 
  左右爱玛欲望的媒介有若干的构成要素。前面提过,她在修道院时受到宗教艺术的感染;宗教艺术成为这媒介的一部份。还是在修道院时,爱玛吞咽了许多低劣的小说,“里面说到的是爱情,情男,情女,晕倒在寂寞的亭榭的落难的命妇,每站遭害的驿夫,每页倒毙的骐骥,阴森的森林,心痛,誓言,呜咽,泪与吻,月下的小艇,树丛的夜莺,公子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道德非人所能,衣饰永远修整,哭起来泪如泉涌”(李译,37页)。这些爱情描写和牧师说的“天上的情人和永生的婚姻”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是令她同样的感动。 
  她也读司各特(Walter Scott)的浪漫历史小说,梦想着古旧的箱柜、侍卫室、乐师、古老的宅院。 
  婚后,她订了些类似今天为女性设计的浪漫杂志,一字不漏,吸纳所有的讯息,包括所有的演出,赛马,茶会,歌坛新秀,上等裁缝的地址。她还买来巴黎的地图,用手指游览每条街巷,想象巴黎上层的豪华生活。什么都读,只要是和她现在的生活不同的都感兴趣。 
  她和查理一起的生活无聊至极,满足于无聊的生活不是爱玛的性格。查理对无聊的生活却能心满意足,正是爱玛不爱他的原因。硬要说是爱玛的不对,那是否定爱情应该是婚姻的基础。爱玛的问题不在她该不该满足于和查理一起生活。她的问题,按福楼拜的美学判断,是她所热衷的读物反映着当时拜物拜金的风气,布尔乔亚的风气,其中的浪漫情调除了赚人眼泪,更是足以麻痹自主思想的毒瘾。悲伤就雨高兴就晴的书,毕竟不是艺术也不是真实的生活。 
  爱玛也不懂得读书时要和书中的人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没有距离,读者无法对读物做出适当的判断,反而被读物控制。19世纪的法国社会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很有限,大概是这个原因,爱玛受的教育支离破碎,未能形成完整的思维结构。自主思考的能力不足,爱玛的浪漫主义就成了高尚的和庸俗的混杂。 
  这种奇怪的混杂又让我们想起那顶复合帽。爱玛的欲望媒介也是一顶复合帽。 
  爱玛的“小说”证明这个复合式媒介的存在。当然,除了情书和借据,爱玛并没有真的写出小说。她虽然没有写作的能力,还是去买了一套精美的书写用具。“小说”是她一直在头脑里想象着,写着的。 无奈 “写”得毫无章法。糟糕的读者必然是糟糕的作者(又一条美学原则)。凭了她先天不足的那种直觉,随时将一些人物、形象、风景、氛围添加在里面,“小说”写成一本无序的阅读笔记。 
  有一天,她和查理受邀参加了一个子爵的派对。爱玛和子爵共舞,宛如重温书中梦境。读者的爱玛一旦“验证”梦境的存在,作者的爱玛深信不疑把梦境中的子爵写入她的“小说”。 
  很久以后,爱玛落魄地走在街上,子爵的马车如风疾驰,擦身而过,怒吼的子爵和她“小说”中温柔的子爵判若两人。 
  在永镇,她爱上立昂,未及亲近,后者很快去了巴黎。情欲催生想象,立昂俨然英雄救美的形象也进了她的“小说”。 
  尔后,当她有机会和立昂长期偷情时,发现立昂不过是稍微聪明些的查理。 
  爱玛向往“未知的丈夫”,起初的对象是耶稣,是天上的王子,永生的婚姻,后来却是专门玩女人的罗道夫,是无智也无勇的“小资”立昂。为什么有如此天壤之别?给爱玛做乱,迷惑她欲望的,正是越写越糟的“小说”,是高尚和庸俗混杂在一起的媒介。 
  罗道夫、立昂之类的人有一种特别敏锐的嗅觉:他们能很快发现爱玛脑袋里的“小说”,用其中的情节、形象、词汇、比喻,用爱玛已接受了的媒介迷惑她的欲望。 
  有趣的是,罗道夫、立昂各自选了爱玛“小说”中不同的母题(motifs)。罗道夫选的是爱玛对布尔乔亚社会反感的一面,立昂则是在她面前背咏低劣小说的词句。利用爱玛的媒介的复杂,两人的钓猎各有所获。 
  爱玛在和立昂的私情中堕落到极点之时,她的媒介中自相矛盾之处一览无余。爱玛和立昂约会回来,把查理赶到三楼,自己在房间里通宵读那些“俗不可耐的小说,那些放荡无羁、暴力、流血的情节”(童明译,对照李译本329页)。“有时候,奸淫重新燃旺她内心的火焰,她分外炽热,喘吁着,悸动着,充满了欲火”(李译本, 329页)。低劣小说完全支配她了的欲望?但见福楼拜笔锋一转,接下去,我们读到:“她打开窗户,吸进冷空气,她过份沉重的头发在风里散开,仰望繁星,她渴望一位王子的爱”(李译本,329页,划线部份童明重译) 。 
  这位天上的王子,是爱玛在修道院最先爱上的。他的形象在爱玛心里还清晰吗?如果说这是她当年发愿要有精神追求的象征,爱玛并没有实现当年的心愿。 
  福楼拜在创作《包法利夫人》的五年多(1851-1857年)的时间里,常给他的情人路易丝?9?9科莱(Louise Colet)写信。1853年12月23日深夜,他在信中谈到他创作爱玛和罗道夫骑马的一节,说他替爱玛“做爱”精疲力竭,不禁感慨:“这究竟是夸大的自我满足欲在恣意横流,还真的是一种朦胧却高尚的宗教本能?”(“Letters about Madame Bovary,”308页)。 
  爱玛的欲望和行为,时而高尚,时而庸俗,时而二者兼有之,是这个人物贯穿小说始终的复杂性格。这种复杂归于欲望的复杂,欲望媒介的复杂,阅读的复杂,故事创作的复杂;件件涉及美学,不揭示其复杂,不足以建立现代美学判断。所以,福楼拜是在爱玛的读书、读人、“写作”,别人读爱玛,别人读爱玛的所读所写等等的审美情景之中,仔细将他的新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区分开来。 
   
  五 
   
  永镇,福楼拜虚构的地点,位处诺曼底的一个山谷之底,穿过山谷的一条小河推动三座水磨;远远看去,河水像一条白线分开左侧的草原和右侧的农田,像是一件摊开的大斗篷镶着一条银边的绿绒领子。这里,“语言没有高低,正如风景没有性格”(李译本, 72页)。永镇产的奶酪也是诺曼底地区最差的。 




  站在永镇仅有的一条街上,打一枪子弹就到了尽头。这地方虽小,民舍、酒坊、教堂、商店、金狮客店、公墓,样样俱全。 镇上最显眼的是郝麦的药房,门面上的招牌和广告,用右斜字体、圆字体、印刷字体,花花绿绿写满药品和商品名称,招牌上用金字写着:“郝麦,药剂师”,门上金字黑底,又重复一次:“郝麦”。 
  永镇最有钱的当数罗道夫,他的庄园在镇子外边,离开远远的一段距离。 
  福楼拜把布尔乔亚们安排在永镇这小地方(而不是巴黎或路昂)聚集,看似牵强附会,其实很有道理。“布尔乔亚”最早的词义,正是“村镇”上的人。在19世纪的通行语里,布尔乔亚们并不是马克思理论里的大资本家,而正是今天说的“小资”,指那些小有钱财大声说话的哥儿们爷儿们。住在永镇的布尔乔亚人,同昨天今天住在大城市的布尔乔亚,同族同宗,连相貌都雷同。 
  请看勒乐,时时光顾爱玛和其他客户的布帛商。你不需要他的商品,他会甜言蜜语,给你个说法,行不通,再给你个说法,免费送点儿东西,慢慢培养你对他的商品的欲望。这个过程的目的是把欲望媒介“免费”送给你。勒乐还读得懂爱玛的“小说”,时常给爱玛提供“素材”(商品)营造她所需要的浪漫气氛。他鼓励你赊账,因为他的利息非常的高,很快你就无法偿还,由他收取你的房产。勒乐是爱玛的直接死因。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今天,勒乐的身影仍然到处可见。其中一例,就是银行利用信用卡制造“卡奴” (借用台湾当下的流行语),高利贷之下,卡奴跳楼、烧炭、投河。 爱玛难道不是19世纪的“卡奴”? 
  勒乐,在法语里是:快乐的人。他的快乐来自吸血。被他吸血的人,如爱玛,在短暂之间也会感到快乐。勒乐,布尔乔亚中的“艺术家”。 
  罗道夫算另一个。他是伊甸园的那条蛇。 他玩弄爱玛,诱骗手段独具一格。诱惑了夏娃(爱玛)之后,就回自己的洞里去了。这条蛇的孤傲,被爱玛误认是一种高贵。 
  布尔乔亚社会的焦点人物是:郝麦。 法文里“郝麦”的意思是:人。福楼拜暗示我们:此人即 “现代”人,统御现代社会的人物。 
  包法利夫妇来永镇的那一天,郝麦首次登场,先到了金狮客店,建议女东家买台新桌球台,他的开场白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跟上时代啊”。 
  郝麦是药剂师,现代科学和治疗病痛之间的纽带。他自诩是科学家,历史进步的代言人,社会活动家。用这些身份卖他的药,也出售自己,最后霸占了永镇的医疗,成了镇上的头面人物。 
  郝麦很想以医学权威自居,无奈只有药剂师的执照。曾偷偷地非法行医,吃上官司,差点儿有牢狱之灾,之后收敛不少。 
  查理到永镇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利用查理的无能和懦弱,推广他的科学进步现代观,实际上是推销他自己。不过,两个无能加在一起只是双倍的无能。为显示其思想之现代、科学和进步,他纵容查理给马夫伊包里特(Hippolyte)作手术,把本来功能尚好的瘸腿拉直,结果造成病人截肢。 
  “小资”者,个个自我感觉良好。查理“爱”爱玛,是他布尔乔亚的自满自足,而不是基于对妻子的理解。他居然一直不知道爱玛得的是心病,由郝麦在旁提供这样那样的“科学”性治疗建议。罗道夫以骑马为由和爱玛偷情,查理以为骑马有益健康,欣然应允。教堂也治不了爱玛的心病。她到教士那里寻“不是人世的药”,偏偏这位教士只管人间烟火,不管精神上的痛苦。爱玛服砒霜之后,药剂师郝麦和卫生官查理凑在一起几个小时也想不出半个主意。真正的医生拉芮维耶大夫(Dr. Lariviere)赶来时,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指头伸进爱玛的喉咙里催吐。现在要救爱玛,太迟了。 
  无能,也有杀人的能力。 
  欲知郝麦其人,只需听他讲话。他可以罗列一长串启蒙运动重量级人物的名字以证明他有现代的宗教观,只是那种罗列没有重点,而且中间夹杂着粗话,夹杂着对圣经故事的俗不可耐的解释。郝麦当众宣告:“我的上帝,我真正的上帝,就是苏格拉底的上帝,富兰克林的上帝,伏尔泰的上帝,白朗翟的上帝”(李译本, 80页)。听不懂?听不懂是对的。因为,苏格拉底,富兰克林,伏尔泰,白朗翟,他们各有各的宗教观,风马牛不相及。 
  郝麦一开口,布尔乔亚的复合帽幽灵一般再现。 
  在郝麦嘴里,启蒙运动的宏大叙述――如科学、理性、进步――全都成了笑话。只是笑不出来:启蒙话语到了19世纪,为什么成了布尔乔亚的法器? 
  再听听郝麦怎么用伟大的名字为他的四个娃儿命名:拿破仑(代表光荣)、富兰克林(自由)、伊尔玛(Irma,浪漫)、阿达莉(Athalie, 悲剧中的英雄)。 
  哈姆雷特说:“存在,还是不存在,才是问题所在。”郝麦兴奋地四处转告:这是某某记者新近创造的语言。 
  郝麦先生的哲学、科学,都来自报纸、宣传册子。如果在今天,他仍然不读书,只听传闻,也许会热衷互联网上的资讯。正是这个郝麦时常给当地报纸撰稿。 
  纵容查理给伊包里特开刀治跛脚的也是郝麦。他是在报纸上读到一篇这种新疗法的文章,马上想到自己是进步理念最忠实的信徒,一定要与时俱进,爱乡爱土。于是,他去劝说爱玛。爱玛正在为自己和罗道夫的私情内疚,想给查理一个机会让他证明不是无能之辈,自己也好安分守己,跟查理过日子。爱玛“指望依靠的,只是比爱情更为坚固的东西”(193页)。郝麦和爱玛一起劝说,“查理也就依从了”(193页)。在这些人的盘算里,完全没有伊包里特可能受的痛苦。手术刚结束,郝麦已经为当地报纸拟好一篇文章,那语言正是启蒙运动气势磅礴的宏大叙述,只是听起来空洞而虚伪:”偏见虽然像一张网,覆盖欧洲大部分的土地,光明开始深入我们的乡村。就是星期二,在我们永镇这小地方居然进行了一次外科手术,它同时也是最崇高的慈善活动。……以往迷信所赐予少数几人的事,今天科学能为所有的人完成“(童明据英译本译,英译本 144-145页)。 
  手术当然彻底失败。喀尼外(Dr. Canivet)大夫,一位真正的外科医生,被请来查看手术的后果,伊包里特的腿一直烂到膝盖,只好截肢。喀尼外大夫气坏了,摇着郝麦大衣上的纽扣,把他淋漓尽致地骂了一顿。 
  福楼拜的艺术天才是多面的。他能把布尔乔亚们统统请到金狮客店,围着木桌团团坐,各自发表愚蠢的高见;他再把这些人的讲话按音乐对位法的高低强弱编排,形成完全和谐毫无意义的音乐式笑话。 
  爱玛是听众,受诱惑者,但她似乎忘记了,面对魔鬼现形的自己本应该是圣安东尼。 
  爱玛死了,布尔乔亚们全来参加她的葬礼,一一谢幕,故事完结。这完结又意味着什么样的美学判断? 
  小说主角的生或死,自然是作者的决定。作者无疑偏爱爱玛。 我们阅读《包法利夫人》,看到爱玛读那些书,会感到福楼拜站在她身后,轻声叹息:读错了,又读错了。那口吻,应该是因爱而怨她。既然如此,为什么安排让爱玛服毒而死,让包法利家破产? 
  福楼拜不答,我们不解,因不解而求解。或可做出成熟的判断。 
  什么样的判断?试答:因别人的欲望而欲望,欲望越强烈越远离自己的追求,有普绪喀之初而无普绪喀之果,这是浪漫情怀的爱玛的悲剧。所以,浪漫主义顺爱玛之路发展,失去自主的判断,脱离成熟的美学判断,误入歧途。 
  爱玛之死,表明福楼拜新的美学判断已经与浪漫美学有了深刻的区别。 
  郝麦为什么获得十字勋章?又试答:一个市侩获得荣誉不是常有的事吗?而且,让一个恶棍迅速地超凡入圣,那是何等的蔑视和愤慨在小说的尾声中无声地激荡。 
   
  六 
   
  1857年,第二帝国的法庭起诉福楼拜先生,公诉状提出两项罪名:小说《包法利夫人》“败坏公众道德,败坏宗教道德”。公诉人依据道德判断指控。福楼拜和他的辩护律师仅根据公诉人的道德判断做道德式的辩解。如果做美学判断的解释,是非岂不更明?在私人信件里,福楼拜告诉波德莱尔,当时的法兰西只有波氏和少数的人懂得《包法利夫人》的真谛。看样子,福楼拜没有指望他的美学判断会立刻获得理解,但他必须摆脱官司《包法利夫人》才能流传于世。 对官司他没有什么耐心,对他的美学判断能最终获得理解,他有耐心。只要小说出版,他愿意等待。 
  福楼拜比波德莱尔的运气好,第二帝国的法庭宣布他无罪,他赢了官司。福楼拜真正的赢,他的大赢特赢,那是以后,以后的今天。今天,《包法利夫人》是现代文学的范本,西方人教育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本书。 
  再以后,今天的以后,《包法利夫人》的价值是什么呢?昆德拉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后的世纪是福楼拜的世纪。不知这是预言还是希望,应该不会止于希望。 
  浪漫情调,布尔乔亚的时尚,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现象,是现代美学必须廓清的问题。“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始终在浪漫情调里缠绵,没有断过浪漫主义的奶水。如今世界意义上的现代化终于抵达中国,“资资”有味的时尚也接踵而至。 
  我们看到了:无知者滔滔不绝,活像福楼拜小说里写的模样。 
  无知者仍然滔滔不绝,他们是不看福楼拜的。 
  这“资资”有味的时尚里,有多少成分是披着光荣外衣的庸俗,有多少属于浪漫主义误区,多少是布尔乔亚,多少是爱玛,要评估还为时过早,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不是个社会统计学的问题。 
   
  童明,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潇湘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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