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 | 贝雅特·戈登:日本男女平权之母

刘柠2018-12-08 10: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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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腾讯·大家(@ipress),2013年1月28日。


△ 贝雅特·西洛塔·戈登

(Beate Sirota Gordon)


2012年12月30日,盟军占领日本时期曾参与制宪,并将男女平权条款写入日本“和平宪法”的贝雅特·西洛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因胰腺癌,病逝于纽约家中,享年89岁。其女尼科尔通过日本共同社转达了其母的遗愿:“母亲生前屡次表达维护宪法中和平与男女同权条款的必要性。总体上反对修宪,对这两个条款(的变更与消除)尤其担忧。”对那些希望在灵前献花的亲友,贝雅特·西洛塔说:“那就请捐助护宪团体‘九条会’吧。”其拥护“和平宪法”之情,至死未渝......


1923年10月25日,贝雅特·西洛塔出生于维也纳,父母均为来自乌克兰基辅的犹太人。父亲莱奥·西洛塔是有名的钢琴家,母亲奥古斯丁·西洛塔则是一位贸易商的女儿;叔父是名指挥家;而贝雅特的名字是根据母亲仰慕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小说中的登场人物“贝雅特夫人”命名的。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于苏联的排犹风潮,莱奥·西洛塔携夫人滞留奥地利,后入奥籍。因此,维也纳出生的贝雅特·西洛塔也是奥地利籍。


1920年代,莱奥·西洛塔的名声如日中天,在欧洲有“李斯特再世”之称,长年绕地球巡回公演,从柏林、巴黎、布鲁塞尔,到法兰克福、伦敦、海参崴,马不停蹄。1928年,在哈尔滨演出时,被日本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山田耕笮相中,应邀赴日公演。结果,莱奥是年访日,一个月内举行十六次公演,轰动列岛,遂被延聘为东京音乐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教授。彼时,欧洲经济动荡不安,公演频频遭取消,德国的反犹运动也开始升级。1929年夏,华尔街股市暴跌引发了世界经济大恐慌。就在这样的时候,莱奥携家眷,沿西伯利亚铁道北上;从海参崴走海路,经横滨,赴东京就任。在横滨登陆时,五岁半的贝雅特见满街都是黑发黑眼的黄种人,吃惊地问妈妈:“这些人难道都是兄弟姐妹吗?”此乃她对日本的第一印象。


莱奥一家在外国人集中的东京港区乃木坂一带租屋而居,贝雅特·西洛塔进入德国学校——东京大森德意志学园(现横滨德意志学园)。父亲是音乐家,母亲爱交际,经常在家中举行派对,乃木坂的寓所很快成了东京社交界的中心。不仅有旅日、访日的欧洲人,还有众多日本的达官显贵,华族、资产家,日常语言有德、日、英、俄、法等语种,俨然一个袖珍版的国际村。母亲认为贝雅特不具弹钢琴的天赋,遂请了英语和法语的家庭教师,让她从小接受多种语言的训练。但有一次,在家庭派对上,莱奥弹奏一曲之后,客人问贝雅特是谁的曲子,贝雅特脱口而出“斯特拉文斯基”,满座皆惊。于是,从六岁起,贝雅特开始学习钢琴和舞蹈,同时接触歌剧和日本的传统艺能,幼少期便在多重文化中饱受浸泡。



在贝雅特的童年生活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位朝夕相处的日本女仆小柴美代对她影响颇大。从她身上,贝雅特看到了日本女性的善良及社会地位的低下。对曾几何时耳熟能详的日本摇篮曲的温馨记忆,客观上也成了她后来力主男女平权条款入宪的动力之一。


1936年,皇道派青年将校发动“2·26”兵变,贝雅特亲眼目睹了全副武装的宪兵在自己家门口步哨站岗的情景。连她读书的东京大森德意志学园,也派来了纳粹党员教师,每天行“嗨,希特勒”的纳粹礼、齐唱国社党党歌《旗帜高高飘扬》成了日课。这一切令贝雅特感到窒息,而她的反应则被周围视为“危险思想”的苗头。对此,母亲深感忧虑,不久便安排女儿转学至目黑区的美国学校。


贝雅特是罕见的语言天才。在日本生活不到十年,便掌握了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英语和拉丁语六种语言。1939年5月,十五岁的贝雅特从美国学校毕业,志愿去美国读书。此时,欧洲战云密布,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为女儿的安全计,莱奥夫妇为贝雅特选择了位于旧金山近郊的、全寄宿制女校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为取得赴美签证,在维也纳被纳粹占领,出具签证文件已不可能的情况下,莱奥请求广田弘毅(战时曾出任外务大臣、首相)的帮助。由后者出面,直接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说项,终如愿以偿。留学前,父母特意携爱女赴中国,在北京、上海旅行三周,贝雅特始知日中两国之差异。


大学时代,贝雅特专攻文学,课余参加法语研究会和学生剧社等活动。米尔斯学院的校长奥里莉亚亨利女士(Aurelia Henry Reinhardt)是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倡导女性进入社会和自立。受她的影响,加上孩提时代对日本女仆的情感记忆,贝雅特对女性主义也有相当的同情与自觉,开始积极关注女性权利问题


正是去美国后,贝雅特才自觉对日本有种很深的“乡愁”,她甚至觉得自己是一名“爱国的日本人”。1940年暑期,贝雅特是与双亲一起在轻井泽的别墅度过的,她把回到日本当成是“归国”。翌年夏天,双亲赴美,与爱女共度暑假。此时,美日关系已高度紧张,友人劝莱奥夫妇留在美国。但莱奥以对东京音乐学校的合约履行为由,执意要回去。终于在夏威夷各地巡回演出后,乘船回日。夫妇乘坐的轮船,是日美开战前的最后一班客轮。十天后,便发生了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直至战争结束,一家人骨肉分离,音讯断绝。



两国交战,邮路不通,家中汇款被迫中断的贝雅特开始谋求自立,在旧金山的一家广播电台(CBS Listening Post)打工,把日本的短波放送翻译成英文。贝雅特天赋的语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毕竟在日本受过童子功的训练,一些连日裔二代都听不懂的特殊用语,到贝雅特那里却驾轻就熟、迎刃而解,很受上司的信赖,薪酬水准也大幅提升。不久,打工的电台被改组为美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下辖的外国广播服务部(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直接归联邦政府管理。贝雅特边工作,边利用工作之便,打探父母的消息。1945年1月,入美国籍。


从米尔斯学院毕业后,贝雅特加盟战争情报局(USOWI,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从事旨在劝诱日军投降的对日战略广播工作。两年后退职,于1945年3月赴纽约,加盟《时代》(Times)周刊。当时的《时代》,记者清一色是男性,女性充其量只能担任所谓“调查员”,其实是为记者打下手,收集资料、校对原稿,等等,待遇则比男性低。而一旦报道出错的话,则不对记者(男性)问责,却反过来追究调查员(女性)的责任,动辄减薪。在标榜“自由”与“民主主义”的先进国家,这种对女性的赤裸裸的职业歧视,第一次令贝雅特备感屈辱。但在杂志社所接受的职业训练,却使她受益匪浅,乃至在日后起草宪法之际,大派用场。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败色愈浓的日本再受重创。至此,败局已定。8月15日,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贝雅特火速委托《时代》周刊驻日特派员,寻找双亲的下落。10月底,从日本打来电传:父母安全。贝雅特遂动念“归国”求职,与亲人团聚。在当时的美国,会说日语的白人,仅有区区六十名。贝雅特的职业履历和熟练掌握六种语言的能力在应聘者中鹤立鸡群,当即被聘用。是年底,作为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的文职专员(调查官),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故国,时年仅22岁。12月24日,当贝雅特从位于神奈川县的厚木机场走下飞机时,满眼的焦土和瓦砾,令她百感交集。


GHQ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皇居附近的第一生命大厦,这座大楼是旧日本军东部军管区司令部所在地,几乎是整个关东地区唯一的设施完好的建筑。贝雅特的位子在大厦六层的民政局(GS,Government Section)。贝雅特报到后的头一件事,是向上司请三天假,寻找双亲。童年时代生活过的乃木坂寓所,除了一小片石铺路面之外,已痕迹全无。晚上,接到电报,从东京郊外的轻井泽匆匆赶来的莱奥终于出现在位于新桥的第一饭店大厅。父女相拥,唏嘘不已。而此时,奥古斯丁·西洛塔则因营养失调,身体虚弱,未能前来。贝雅特三天后,才见到母亲。


GHQ民政局的首脑是惠特尼准将——制宪总负责人。贝雅特所供职的部门政党科只有三名成员,贝雅特最年轻,另两位是罗斯特中校和怀尔兹博士。但由于自身经历的关系,资历最浅的贝雅特却是GHQ内公认的“知日派”。赴任伊始,民政局从麦克阿瑟元帅那里领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起草宪法,政党科负责其中的人权条款。三人一合计,唯一的女性贝雅特被要求起草女性权利条款。



关于贝雅特在制宪中的作用,美国历史学者约翰·道尔在其描绘战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的名著《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中如此写道:“西洛塔分配到了关于人权的小组,而她几乎偶然的在场,为GHQ的‘宪法制定会议’提供了罕见的视角:“一位年轻的、勇敢的、理想主义的、相当具有世界视野的欧洲犹太女性,调和了日美两种文化背景,尤其是对压抑和迫害问题有着敏锐的感觉。”贝雅特自己晚年曾回忆:“战争之前,我曾在日本生活过十年,对女性完全没有权利的现状了如指掌。所以,我想在宪法中写入女性的种种权利,从选择配偶的权利到孕妇享受国家补助的权利,不一而足。”因为在女性主义者贝雅特看来,对女性权利的保障,是对和平最大的“保险”。


按照制宪“路线图”,宪法草案务须一周内出台。贝雅特以前所有为的热情,燃烧般地投入到起草工作中。她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去各大学图书馆借阅资料,搜集了十一个国家的宪法版本。在此基础上,详加研究,反复检讨,终于拿出了一个基本满意的方案,即今天日本“和平宪法”中第24条、第25条和第27条的雏形。其中,规定了婚姻中男女自由结合、夫妇平等的基本原则;妇女在选举、择偶、财产权、继承、选择居所、离婚等问题上,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任何妊娠女性或哺乳妇女,无论已婚、未婚,一律受国家保护。对此,约翰·道尔评价说:“新宪法明确列举‘国民之权利与义务’的章节,迄今仍然是世界上最自由主义的人权保障规定之一,主要是由于贝雅特西洛塔的努力,新宪法甚至保障了‘两性的本质的平等’,这一点甚至在美国宪法中都未给出明确规定。”


可是,贝雅特的草案出台后,却遭到了日本当权者的拼命反对和顽强抵制,理由是“如此女性权利完全不合日本国情,与日本文化不配套”。围绕女性权利的相关条款,几乎与天皇制条款一样,在美日双方中掀起了激烈的、旷日持久的论战。面对压力,贝雅特异常坚定:“她从未感到自己是在试图通过修宪来教导日本人。她和周围的每个人宁可相信,他们是在参与创造一个大多数日本人渴望、而从自己的领导者那里得不到的更少压抑的社会。”贝雅特身上当然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她认为,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激情,超越了政治上的分歧,“参与者们后来称其为‘人文’精神,即一种身负特殊使命以消除压抑并实现民主制度化的共通判断”。


事实证明,正是拜“和平宪法”之所赐,战后日本成功转型为男女平权、国民私产和权利得到法律保障的西式民主国家。惟其如此,作为前半生视日本为“故国”、自己是“爱国的日本人”的贝雅特,生前曾反复强调:“日本宪法比美国宪法还要美好,绝非强加。”


贝雅特对日本的爱终生未渝,晚年接受日本电视台采访时,仍操着满口流利的日语。2000年5月,在日本国会的宪法调查会上,她神情陈述道:“日本国宪法是足以傲然世界的范本,故逾五十年未做任何修改。诚望其(宪法)精神能向他国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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