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中的设计思维和隐喻

许柚柚2020-09-15 15:06:03

 

Karin Lindgaard和Heico Wesselius把设计思维放入认知科学的背景下,同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联系起来。作者讨论的认知科学受到隐喻(metaphor)在经验和理解中的影响,把隐喻(metaphor)作为认知的中心,介绍了身体(body),感知(perception)和感觉(feeling)的细微差别。作者提到一些材料设计实践如素描和原型制作可能会增加创作过程并展示了具体的研究设计如何符合这样一个观念。

对此,我想讨论的一是跨学科,二是隐喻

 

一、跨学科研究产生的歧义

Kees Dors指出:


“设计研究作为一个领域,倾向于以许多其他学术领域的基本见解为基础……设计研究需要一个强大而一致的基础——一个适当的本体论,认识论,一个感知理论。”1


一个强大而一致的基础是设计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具备的要素,就像一个强大独立的哲学家需要有强有力的观点一样,当本体论和认识论够坚定不移时,我们就可以发展出一系列方法论使设计有为实践和理论提供潜在贡献的可能性。设计由于它的独特性,我们一下子找不到主题(subject-matter),只能从其他领域去借,Kees Dorst称设计研究者为“热心的借款人”2。有借就有还,否则对设计没有好处,当我们借取某一领域的核心知识用于发展设计并得出一套新颖的东西时,我们忘却回到父级领域的学术讨论中。如果借取的理论来自早期的参考文献,其和设计之间的脱节也很有可能带来麻烦。

除此之外,Kees Dorst还指出:


“设计研究人员倾向于选择他们喜欢的理论,或者与他们现有的设计实践知识产生共鸣。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工作可能是自我肯定的,而不是批评地涉及其主题。这意味着设计研究仅仅是看它想看到的任何印迹,而不是批判性地研究设计。”2


我们拿某种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仅仅拿取能够支持自己的部分,无视批判的部分,这不仅为我们的研究埋下一颗随时引爆的地雷,对参考文献也是一种扭曲和歪解。所以,跨学科是Kees Dorst在Karin Lindgaard和Heico Wesselius的文章中找到的哲学靶子。


我认为,Karin Lindgaard和Heico Wesselius把设计思维放入认知科学里讨论是极有意义的。Kees Dorst指出的这些问题是跨学科研究必须经历的挫折。每一个学科的某一个理论作为探究之结果的确定情境是封闭的,同时作为一个不确定情境是开放的。3 没有一个学科被视为是完全特殊的封闭的,不能包容其他学科的。学科和学科之间相互汲取养分时,歧义(ambiguities)在一来一回的过程中大量滋生,这是研究人员需要注意的、解决的,也是Kees Dorst提醒我们在正确地概述借取来的理论的同时,要返回父级领域的学术讨论中的缘故。

撇开歧义,跨学科研究还有一个问题。Karin Lindgaard和Heico Wesselius把设计思维放入认知科学里讨论为的是通过认知科学折射出设计思维的潜在有用性,那么:


“如果我们实质上就是错误的呢?如果我们把设计思维带入商学院的教室和组织,设计和管理同样会受到危害,而不是提升它们呢?”4


——Roberto Verganti提到。

 

二、关于隐喻

隐喻理论解释了身体体验如何导致神经模式,称为手势或图像模式,我们用它来了解我们的身体和感知体验。例如,Alissa N. Antle在把图像模式"上-下"与数量关联起来。她说:


“正如Anna·Macaranas及其同事所解释的那样,‘向上’和‘更多’,‘向下’和‘更少’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填充杯子或者添加物体时,我们注意到物质或物体的高度增长。隐喻’UP IS MORE’是基于这些日常经验的认知结构,并且是无意识地用来理解各种更抽象的概念。”5


我认为,隐喻在开始是无意识的,因为我们不怀疑,当我们怀疑的时候,却是有意识的。


“怀疑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实践,只有学会了不抱怀疑的行为之后才能学这种实践:‘怀疑的和不抱怀疑的行为。有了第二种行为才能有第一种行为。’”6


这种论述的着力点在于,使我们把注意力从隐喻的概念上移开,放在我们使用它们的场合中,放到赋予它们意义的环境中去。在这里,我接受杜威的说法,逻辑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3  我们必须察看隐喻的实践,然后我们就会看到逻辑——

例如,我们用隐喻来理解指挥管弦乐队时指挥家的动作。我听过一场音乐会,指挥家面对着观众,他指挥观众拍手,观众并没有受过拍手或者其他配合这场表演的训练,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了呢?这里有两个隐喻,“指挥”和“拍手”联系在一起,基于日常经验,在音乐厅里,拍手是观众唯一能使用的互动动作,总不能跺脚呐喊,除非指挥要求我们这么做。这个隐喻我们是不怀疑的;,“指挥棒向上”和“我们用力拍手”,“指挥棒向下”和“我们轻轻拍手”联系在一起。这个隐喻我们是怀疑的,我们学会了第一个不怀疑的行为——拍手——以后,怀疑地、有意识地且带着理解配合指挥棒。

我认为,Anna Macaranas的话只说全了一半,我们无意识地用隐喻来理解各种更抽象的概念,有时,我们有意识地把这种隐喻放在我们使用它们的场合中——这就是“应用”,带着理解。


一年前,我提出一个问题:当室内断电需要维修时,我怎么确定灯是关了的。市场上的开关上都有一个符号(比如:图片里的红点),这个符号引出了困惑,我在某论坛上搜到一些类似问题:

 

 

看起来,这类单控开关没有统一表示什么是关,什么是开。想要一个一致的规则,隐喻是最好的办法。就像“红色”和“女洗手间”、“蓝色”和“男洗手间”联系在一起,再比如,接线板都有一个总开关按钮,符号是隐性的凹和凸,凹是通电,凸是断电——我们不怀疑的接受这个联系。为什么我们会对墙上的开关有困惑呢?可能是:这类开关的符号是一种失败的隐喻。

 

从形状的角度看,A类开关在开和关两种情况下没有区别,只是互为正负形,从侧视图看,他们的面积是相等的,换句话说,它们操作前后没有变化,只能通过灯亮或者不亮来证明用户的操作是开还是关;B类开关在操作前后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相比于A类开关,要容易辨别。这个认知来源于我的感觉。所以,我有点理解为什么Lindgaard和Wesselius说:“认知有两个方面——这种感觉和符号”。1  尽管Alissa N. Antle评论他们偏离了具身认知的核心假设——抽象推理与身体感觉是不可分离的。5

当我们意识到符号带来困惑,设计思维由此产生,设计行为就此开始。我们想要一种不需要努力思考或逻辑分析就能辨别出开关的符号。或许会有人辩论说:

“只有逻辑分析才能解释符号表达的意思。”

那么,我说:

“当人们看到天气预报上的太阳符号时,他们不知道符号的意思吗?这里我们得等待逻辑分析吗?我们必须当然不知其分析也能理解一个符号。”


我当时就开关问题问过许多人(下文中的开关是指A类开关),他们的回答倒是一致:


“当然是上半部按下表示开灯。”


“当然”对这一类用户来说,是一种规则。我认为这是习惯,不是规则,如果是规则,论坛上的用户就不会提出一样的问题。规则是很好的工具,比如设计是一种规则,7 能够让很多行为有序进行,我更想讨论的是把习惯当作规则的现象


如果是持批判的、怀疑的态度,比如:开关也可以反过来,只是为了有序,我们才统一,把这个统一叫做规则——这样的说辞可以接受。然而,习惯不是设计引导出来的,而是用户被迫长期接受“上半部按下就是开灯”的设置。而且,可怕的是,这些用户是无意识的,他们不仅认为开关是存在的,并且连他们如何习惯性使用开关即上半部按下就是开灯——整个行为过程——是存在的,换句话说,他们相信这历来如此。因为相信存在,所以才把习惯视为规则。

事实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不是开关存在,扶手椅存在,而是使用开关,坐扶手椅。当我们把自己和物体麻木地联在一起视为共存的时候,这是悲哀的。

 

三、小结

所以,一个设计师必须设计一种符号,最好是基于隐喻,隐喻本身就有符号(SYMBOL)的意思,8  使符号成为规则,能够在用户无意识的过程中引导复杂的行为,而基于习惯的规则是强迫的、霸道的。此外,设计师和用户的区别在于,用户的隐喻确实是无意识的,设计师在设计中使用的隐喻——我认为——是有意识的、怀疑的。也因此,痛苦引发设计,只有当设计师对某个现象产生困惑时,才会使用设计思维去探索。

 


【参考文献】

1.Karin Lindgaard and Heico Wesselius, Once More with Feeling: Design Thinking and Embodied Cognition” 

2.Kees Dorst, “Stepping Stones between Design Research and Cognitive Science”

3.John Dewey, “The Pattern of Inquiry”

4 RobertoVerganti,“DesignThinkersThinkLikeManagers” 

5 AlissaN.Antle,“MakingSenseofDesignThinking” 

6 [英] 瑞·蒙克 《维特根斯坦传》,王宇光译,582 页

7 马西莫·维涅里 《设计的准则》,24 页 

8 “Merriam-Webster’sCollegiateDictonary”EleventhEdition7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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